八
她有时看看书，但从不写什么东西；她善于言谈，不过多半用法语说话，可是当她很快发现奥勃洛莫夫的法语说得不大好时，第二天就改用俄语了。
这些意愿和忠告是什么呢？不外乎就是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式、去法国剧院还是去歌剧院之类的事情。
“什么也不会有了？”她表示怀疑地问，但语气活泼、欢快，带着笑声，好像不相信他的话，并预见到他将来的前途。
“多谢上帝，现在已经消了。”他说。
他的举止变得越来越有礼貌，他们三人彼此之间再满意不过了。
他听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奥勃洛莫夫陪婶婶坐着的时候，奥丽加一直没有露面。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全身一阵冷一阵热的。他现在开始明白奥丽加情绪变化的原因了。不知为什么，她这一次的变化使他感到比上一次更加难过。
“不，婶婶，我还是要这种吧。”奥丽加温和地说，并选了她喜欢的那种。
“我知道您会找的，我是有意坐在这儿的，我想，您一定会从这里经过。”
“对了，小姐请您上那个……叫什么地方来着……咳……”
“对，不要吃夜宵。”她又补充了一句。
上一次的失误他只感到惧怕和羞耻，而现在却觉得心里沉重、尴尬、发冷、沮丧，就像是潮湿的阴雨天。他已让她知道他猜到她爱他了，也可能他猜得不对，这可就真的让她太受委屈了，再难挽回了。即使是猜对了，那也做得太笨！简直就是花花公子的做法。
“扎哈尔！”他差点愤怒地喊出了他的名字。
在表哥小脑袋、她的身段、她的卷发，时而攥一攥手里那枝丁香花。
她的嘴上再没有那种年轻、天真得几乎带孩子气的微笑了，她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或是由于疑惑不解或是出于单纯好奇而坦然地睁大眼睛了，她好像已经没有什么要问，没有什么要知道，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
“这算怎么回事！从一个别墅搬到另一个别墅？”扎哈尔说，“那边您什么没见过？去见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吗？”
“你尽胡说八道！把这些东西拿出去，滚吧！”奥勃洛莫夫生气地说。
“她叫我问候您，她问您身体可好，在做些什么？”
“怎么是蠢货呢？难道不是事实吗？”扎哈尔说，“我兴许还能把鸡骨头给您找出来呢……”
“您去寻找吧！”
怎么会这样？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凄惨的故事？有什么重大事件？有什么全城皆知的新闻吗？
“您今天好像没有心思唱歌了吧！我都不敢请您唱歌啦。”奥勃洛莫夫说，等着看这种不自然的局面是否会结束，她能否再高兴起来，能否在一言一笑中，最后在歌声中再度闪现出那真诚、天真和信赖的光辉来。
“我说，他身体很好，他能做什么呢……”扎哈尔说。
“到维堡区去。”
“咳，天气那么热，还散什么步！”他对自己说，打了个哈欠，就回来了，躺在长沙发上并沉入了梦乡，就像在戈罗霍夫大街那间落满灰尘、放下了窗帘的书房里一样。
“我以为您不会来了。”她亲切地说。
“你不是叫我出去吗？你没有让我把话说完……”扎哈尔辩驳说。
“上公园？”奥勃洛莫夫问道。
“婶婶，您看过这本书吗？怎么样？”她问。
“你说什么？”
“回城里哪儿去？房子都没有了。”
然而，你从第一次看见她们在一起，就可以断定，她们——婶婶和侄女——不是母女。
“是的，我非常喜欢这条林荫道，谢谢您领我到这儿来，这儿几乎没有人……”
“那就用蝴蝶蓝的。”
在那个对于男人来说需要立一个有字的路标的地方，女人则只需有一阵微风吹过，使空气发生一种连耳朵也不易听见的空气的震颤就够了。
顺便提一下，男爵是奥丽加的一块不大的地产的监护人。此地产不知为什么竟成了抵押品，至今仍未赎回。
奥勃洛莫夫用手撕开这一页，这样一来，页边便成了犬牙形，而这本书又不是自己的，而是施托尔茨的。施托尔茨可是一个死认真的人，做任何事都有一套严格的、令人厌烦的规矩，特别是对待书籍！他的纸张、铅笔和一切小东西都放在一定的地方，不得挪动。
“对，上公园。小姐说：‘去散散步，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到那边去……’”
“我说您什么也没有做，老是躺着。”
而奥丽加也就再不会想要去看这本书。要是她俩都说不上来，就去问冯朗瓦根男爵，或者问施托尔茨，要是他们在跟前的话。看不看这本书，就取决于他们的意见。
“没有，一直待在家里，我总是在这儿，在这条林荫道上做活计。”
“蠢货！”奥勃洛莫夫生气地说。
婶婶表示了什么意愿或说了什么忠告，奥丽加都照办，决不再多一点，而婶婶说话也总是三言两语，极有分寸，从不超越做婶婶的权限。
但是他感到，这方面，哪怕是最小的暗示都会引起她的惊奇，然后对他变得更加冷淡，那一开始就被他不小心地浇灭了的火花就可能不会再现了。应该静静地、小心地把火花重新燃起来，但是他确实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还租不租那座别墅呢？”婶婶说。她的口气不像是发问，也不像是作决定，倒像是在跟自己商量似的拿不定主意。
“谢天谢地，我今天正好看了一页书！”他心里想。
奥勃洛莫夫在她们家里出现并没有产生任何问题，不论是婶婶、男爵，乃至施托尔茨都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施托尔茨介绍自己的朋友同这个家庭认识，是因为这里比较注重礼节，这里不仅午饭后不能睡觉，甚至也不让跷二郎腿；这里要求穿着整洁，注意言谈。总之，既不能打瞌睡，也不能躺下，而是要不停地进行生动的合乎时代要求的谈话。
他们静静地走着。奥丽加没精打采地听着，顺手折了一枝丁香给他，眼睛却没有看他。
“和我的懊恼。”她说，目光专注地直视着他，她的微笑说明了她的用意。
“生命之花和……”
“如果就这样聊下去，如果从她嘴里得不到什么东西，那也太没意思了，”他想，“如果换了别人，比如施托尔茨，一定能得到，而我却不行。”
“为什么活着？”她
“看什么，小说吗？”她问道，并抬起眼望着他，看他带着什么表情撒谎。
第二天，当奥勃洛莫夫早上九点多钟刚醒过来时，扎哈尔便端茶给他，并对他说，他去买面包时碰见了小姐。
男爵来了，奥勃洛莫夫笑脸相迎，并亲切地和他握手。
“和什么……”他疑惑地重复一遍。
昨日那懊丧的严厉的态度已荡然无存。她有说有笑，甚至放声大笑，回答问题头头是道，而这些问题过去是不回答的。显然她有意在强迫自己做那些别人做过而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她那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精神不见了。这一切突然都到哪儿去了呢？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完全有！不过……”
“我们就再看看吧！”婶婶说，“奥丽加，我们去看那场戏吗？关于这场戏，人家早就在嚷嚷了。”
在这场喜剧或者悲剧中，男女主人公自始至终几乎扮演着同样的角色，都是折磨者和被折磨者。
“平时就是我们几个人，您若不觉得乏味，就请常来玩。星期天倒是常有客人来——那时您就不会感到乏味了。”婶婶说。
奥丽加同一切占上风的女人，即扮演折磨者角色的女人相比当然要好一些，她是不自觉的，但也少不了对他做出猫玩老鼠的把戏。有时她也会有闪电般的感情爆发，如突然的任性发作，接着又突然收了回去。不过，更多更常的是她推着他往前走，因为她知道他是不会自己向前迈一步的，她不推，他就不动。
若是奥丽加说：
“瞧，又来那一套了！”扎哈尔在想，“就跟前几天一样……又要说那个字眼了！”
“您在做什么活计呢？”奥勃洛莫夫问道，想转换话题。
“做一个拉铃套，”她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十字布展开，给他看上面绣的花，“是给男爵绣的，好看吗？”
“是的，我在看一些东西。”他随便地回答说。
他又冷笑了一下，使得连鬓胡子和眉毛都挤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