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这里简直过于舒适了。整个国家正在遭受粮食和燃料短缺，但克里姆林宫有很多商店。院区有三个餐厅，里面的厨师都在法国培训过，让格雷戈里感到不舒服的是，侍者们对布尔什维克毕恭毕敬地叩响脚跟，与以往侍奉贵族没什么两样。卡捷琳娜把孩子送进托儿所，自己去理发师那儿做头发。到了晚上，中央委员会委员坐上汽车，由私人司机载着去看歌剧。
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了，但比利仍然留在部队，被关在奥尔德肖特军事拘留所。而处心积虑把他弄进来的人正是菲茨，比利的小侄儿的生父。
奥尔德肖特军事拘留所的确是个可怕的地方，比利想，但这里总比西伯利亚要好。奥尔德肖特是伦敦西南部五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军事城镇。监狱是一幢现代建筑，中庭四周是三层的囚室回廊。屋顶的玻璃窗让这里光线充足，因此它有了一个“玻璃暖房”的诨名。这里有暖气管道和煤气灯，实在比四年来比利睡过的大部分地方都要舒适。
一
他跟其他狱友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都不是政治犯，大多犯下了实际的罪行，包括盗窃、抢劫和谋杀。他们都很难对付，比利也是。他不怕这些家伙。他们对他敬而远之，保有戒心，显然觉得他犯下的罪行高出他们一等。他相当友好地跟这些人交谈，但他们没人对政治感兴趣，从不觉得监禁他们的社会有什么问题，而只是打定主意下次要战胜它。
威尔士步枪团第八营（下称“阿伯罗温同乡队”）的威廉·威廉姆斯正在部队监狱服十年徒刑，他被定为叛国罪。这个人真的是叛徒吗？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投靠敌人，或逃离战场了吗？正相反。他曾在索姆河英勇战斗，随后的两年继续在法国服役，获得晋升中士。
比利很兴奋。这是我，我上了报纸了，他们说我作战英勇！
“嘿，”他嚷了一句，并没特别对着哪个人，“瞧这儿。感谢威廉·威廉姆斯。”
二
“从事反革命活动。”
他的罪行是说了实话，用简单的代码写信给他的姐姐，以逃避审查。英国人民欠他一句感谢。
但他的做法让军队和政府里那些秘密将英国士兵用于自己政治目的的人很不满。威廉姆斯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
他不是唯一特例。大批军人因拒绝成为反革命企图的一部分，在俄国受到极其可疑的审判，被耻辱地判处长期徒刑。
威廉·威廉姆斯和其他人受到那些权势人物的恶意报复。这一错误必须予以纠正。英国是崇尚正义的国家。毕竟这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1920年夏天，俄国贸易代表团到访伦敦，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在唐宁街10号迎接他们。这让菲茨大感愤怒。布尔什维克仍在与新生国家波兰作战，菲茨认为英国应该站在波兰一边，但没有什么人支持他。伦敦码头工人举行了罢工，拒绝为运往波兰军队的步枪装船，工会代表大会威胁说如果英国军队介入战事，他们就会发动一场总罢工。
这一谎言被披露出来，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威廉·威廉姆斯。
文章标题是：“威廉姆斯中士为什么要坐牢？”比利兴奋地读下去。
餐会是在西尔弗曼勋爵那幢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宅邸举办的。西尔弗曼已经不再像战前那样大摆筵宴，菜品较少，也很少有食物尝都没尝就被端回厨房的情况。餐桌上的装饰也更加朴素。上菜的都是女佣，而不像原来那样由男仆服侍——现在已经没人愿意当男仆了。菲茨觉得，那些奢侈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聚会恐怕已经永久消失了。不过，西尔弗曼仍然能够吸引举国上下最有权势的人光顾自己的家。
这又是一个让菲茨恼火的话题。“很遗憾，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去柏林生活了。”他说。他没告诉对方她已经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埃里克。
首相喜爱快活的年轻女性，这一点尽人皆知，简直称得上臭名昭著。
“德国的生活恐怕很艰苦。”菲茨说。茉黛曾写信给他请求补贴，但被他一口回绝了。她不经他的容许便私订终身，怎么还敢指望得到他的资助？
“艰苦？”劳埃德·乔治说，“应该是那样吧，既然他们干了那些事情。不管怎样，我还是为她惋惜。”
“还有件事情，首相，”菲茨说，“加米涅夫那个家伙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你应该将他驱逐出境。”
“我同意，一个外国政府补贴我们的报纸实在不太礼貌，但是，说真的，我们是不是让《每日先驱报》给吓坏了？我们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报纸。”
“但他在接触这个国家最强硬的革命性团体——那些致力于推翻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的疯子！”
“在监狱。”
“我只是不喜欢它。”
菲茨不喜欢别人跟自己进行政治现实说教，即使对方是首相，相反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感到十分气愤。“但我们断然不该跟布尔什维克做交易！”
“如果我们拒绝跟所有利用大使馆进行宣传的人做交易的话，我们就剩不下多少贸易伙伴了。菲茨，我们甚至还跟所罗门群岛的食人族做交易呢！”
“我才不要他们的黄金！”
“是吗？不过菲茨，你的黄金够多了。”劳埃德·乔治说。
比利带着自己的新娘回老家阿伯罗温，正赶上惠灵顿街举办一场聚会。
比利的父母来车站迎候他们。他们老了，身子也似乎缩小了，不再傲视众人。爸爸握着比利的手说：“我为你感到骄傲，儿子。你勇敢抵抗了他们，就像我教你的那样。”比利很高兴，尽管他并没觉得自己是爸爸生命中的某项成就。
米尔德里德说：“真高兴又见到你，威廉姆斯太太。我现在能管你叫妈妈了吗？”
下议院议员们坚持不懈地一次次质询——艾瑟尔为他们提供信息，迫使政府宣布为一些在俄国因叛乱等罪被判刑的战士和水手减刑。比利的刑期被减到一年，随即获得释放，从部队复员。他便立刻与米尔德里德结了婚。
他们走上惠灵顿街的土坡，看见一座座房子上装饰着各种旗子：英国国旗，威尔士龙旗，还有红旗。街上的横幅上写着：“欢迎回家，比利乘二”。所有邻居都站在街上。桌子上摆着啤酒壶和茶瓮，盘子里装满馅饼、蛋糕和三明治。大家一看到比利，便唱起了《我们在山坡迎候你》。
格雷戈里朝窗外望了一眼，天空正在放亮。“在外面等着。”他对平斯基说。
比利还要跟丧失亲人的家庭谈一谈那些死去的战友——乔伊·庞蒂、先知·琼斯、斑点·卢埃林，等等。他又跟汤米·格里菲斯重聚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在俄国的乌法。汤米的父亲莱恩，那位无神论者，现在患上了癌症，显得十分憔悴。
比利打算在周一重新开始下井，矿工们争相跟他解释在他离开后井下发生的变化：新铺的路开进更深，直达开采面，电灯比以前多了，安全防范措施也更加完善。
汤米站在一把椅子上致欢迎辞，随后比利作了回应。“战争改变了我们所有人，”他说，“我记得人们曾经习惯说是上帝派富人在这个地球上统治我们这些等级低下的人。”人们报之以一阵轻蔑的笑声。“很多人在主日学校郊游都管理不好的上层阶级军官的指挥下战斗，从而纠正了这种错觉，”一些老兵深有感触地点点头，“战争是由我们这样的人，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打赢的，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并不愚蠢。”大家赞同地喊着“就是，就是”。
这是她说过的最好的话了，让妈妈满心欢喜。比利相信妈妈肯定会喜欢她，只要米尔德里德别骂脏话就行。
“我就是为了这个回家的。珀西瓦尔·琼斯当阿伯罗温下院议员的日子就要到头了。”人们欢呼着，“我希望看到一位工党的人在下议院代表我们！”比利看见父亲正望着自己，爸爸激动得满脸通红。“谢谢大家的热情欢迎。”他跳下椅子，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
“讲得真好，比利，”汤米·格里菲斯说，“可谁会当工党议员呢？”
“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汤米？”比利说，“让你猜三次。”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这一年访问了俄国，写了一本小书，名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与认识》。这在莱克维兹家掀起了一场风波，几乎导致夫妇二人离婚。
格雷戈里不予理会：“把他带到这儿来。”
艾瑟尔喜欢这本书。罗素是一位机智而诙谐的作家。他像个贵族一样漫不经心地要求采访列宁，与这位伟人共处了一个小时。他们用英语交谈。列宁说，诺斯克列夫勋爵是他最好的宣传员——他认为，《每日邮报》上有关俄国人对贵族大肆掠夺的恐怖故事能够恐吓资产阶级，但这些报道会对英国工人阶级起到相反的效果。
但是，罗素明确表示布尔什维克是完全不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真正的独裁政权，他说，但是统治者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比如列宁和托洛茨基，协助他们的只有赞同其观点的无产者。“我认为这非常令人担忧。”艾瑟尔说着，放下了书。
“伯特兰·罗素是个贵族！”伯尼气愤地说，“他是第三代伯爵！”
“那并不能证明他错了。”米莉停止了吸吮，睡着了。艾瑟尔用指尖抚摸着她细嫩的脸颊。“罗素是社会主义者。他指责的是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实施社会主义。”
这是一个夏日的礼拜六，破天荒头一遭没有下雨。下午三点，比利和米尔德里德带着她的孩子，也就是比利的继女——八岁的伊妮德和七岁的莉莲，抵达火车站。这时候，矿工们已经从井里上来，每周一次的洗浴过后，换上礼拜日穿的衣服。
突然，报纸被从比利的手里抢走了。他抬头看见那个令人厌恶的看守安德鲁·詹金斯的那张脸。“我不管你认不认识什么权势人物，威廉姆斯，”这家伙说，“但你在我这里，你不过是一个该死的囚犯，快他妈的给我回去干活。”
他从报纸上获取外界的消息。菲茨回到伦敦，发表演讲敦促向俄国白卫军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比利纳闷这是否意味着阿伯罗温同乡队也已返回家乡。
“他说，那里发生着任意逮捕和处决，秘密警察现在比在沙皇的统治下还要强大。”
“可是他们是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并不反对社会主义者。”
“求你了，阁下，我求你现在就做点什么——他们一个小时后就要枪毙他。”
“契卡。”
“政府迁移的时候我们就来莫斯科了，”康斯坦丁解释说，“我以为我会当上政委。但这是个错误。我在这儿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支持。”
劳埃德·乔治向菲茨询问他妹妹茉黛怎么样了。
“贵族从来没做过什么有用的事情。你们大家每天工作十二、十五、十八个小时。你不能指望像穷人那样，靠烧垃圾碎屑取暖。”
“话说回来，精英们总能为自己的特殊待遇找到借口。”
两人做爱之后，格雷戈里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尽管心怀疑虑，看到自己的家人生活优渥，不免让他心里暗暗感到满足。卡捷琳娜也长胖了。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性感十足、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现在她是个二十六岁、身材丰满的母亲。弗拉基米尔现在五岁，跟其他俄国新统治者的孩子们一道在学校学习读书写字。女儿安娜，他们通常叫她安雅，已经三岁，长着一头顽皮的卷发。他们家的屋子从前属于皇后的一位宫廷女侍。房间里温暖，干燥，十分宽敞，孩子们有自己的卧室，还有厨房和客厅——与格雷戈里在彼得格勒的住所相比，这个客厅就能住下二十个人。窗子上都挂着窗帘，喝茶有陶瓷茶杯，炉火前铺着毯子，壁炉上方挂着描绘贝加尔湖的油画。
他认出她是康斯坦丁的妻子。“玛格达！”他惊讶地说，“我差点儿没认出你。快进来！怎么了？你住到莫斯科了吗？”
他回想着拍那张照片的前前后后。米尔德里德拖着他去阿尔德盖特的一名摄影师那儿，让他穿着军装照了张相。“每天晚上我都把它贴在嘴唇上。”她当时说。他离开她之后，经常想起这句含义暧昧的承诺。
“说他是反革命。”
“是的，先生。”
他一进入大楼就开始大声叫嚷：“谁是这儿的负责人？马上把值班的军官给我叫来！我是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同志，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我要立刻见到囚犯康斯坦丁·沃洛岑采夫。你还在等什么？快去！”他发现这是一种最快的办事方式，但这让他极不舒服地联想到被宠坏的贵族。
卫兵们慌里慌张地跑来跑去，几分钟后的事情让格雷戈里深感震动。值班军官被带到门厅。格雷戈里认识他。那人正是米哈伊尔·平斯基。
平斯基讨好地笑了：“别斯科夫同志，见到你真是荣幸。”
在倒下的躯体周围，鲜血渐渐浸染了雪地，那颜色与上面飘扬的旗帜相互映衬，令人毛骨悚然。
“你们为什么要逮捕康斯坦丁·沃洛岑采夫？”
首相心情不错，手里举着一只香槟酒杯。“我亲爱的菲茨，”他亲切地说，“政府不太担心俄国那些误传的消息，都是些粗糙的歪曲。请不要小看英国的工人阶级，他们分得清什么是哗众取宠。相信我，加米涅夫的演讲给布尔什维克主义抹的黑是我和你都做不到的。”
“真是这样吗？”平斯基说，声音里带着某种威胁的味道。
“马上，同志。”
“我要跟囚犯私下谈谈，”格雷戈里对平斯基说，“带我们去你的办公室。”
“别争了，”格雷戈里说，“去你的办公室。”他用这种方式强调自己的权威。他要把平斯基一直摁在自己的大拇指下。
格雷戈里惊讶莫名。平斯基曾经是个欺压无辜、残暴成性的沙皇警察，难道他现在改头换面，以革命之名继续欺压无辜，实施暴力？
“我回去做普通的工作。我在托德工厂做发动机零部件、齿轮、活塞和滚珠轴承座圈。”
“工厂选举一名莫斯科苏联代表。一个工程师宣布他要当孟什维克候选人。他筹划了一次会议，我去听。当时只有十几个人。我没发什么言，中途就退场了，也没投他的票。不用说，后来是布尔什维克候选人赢了。但在选举之后，出席孟什维克会议的人都被解雇了。接着，就在上周，我们全都遭到了逮捕。”
但他内心十分痛苦。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了，而他仍然留在部队里。大多数朋友都已经复员，拿着不错的薪水，带着女孩去电影院。他仍然穿着军装，给长官敬礼，睡在军用床上，吃部队的饭。他整天在织毯厂工作，这是监狱的产业。最糟糕的是，他从来就看不到一个女人。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米尔德里德正等着他——也许是这样。人人都能给你讲一个身边发生的故事，某个士兵回家发现自己的妻子或女友已经跟了别人。
他穿上制服。虽然上面没有职衔徽章，但衣料比普通士兵的好得多，足以清楚显示他是一位指挥官。
“你纠缠乡下贫女被我打倒在地那会儿，怎么没听你说过这话。”格雷戈里说。
“真让我无法相信。”
玛格达说：“昨晚我得到一个消息，从一个嫁给警察的朋友那儿听说的，她说康斯坦丁和其他人要在今早八点被枪决。”
格雷戈里看了一眼部队发给他的手表。马上就要到八点了。“平斯基！”他喊了一声。
“到这儿来，”她说，“让我给你点儿特殊待遇。”
“快停止执行处决。”
“马上，詹金斯先生。”比利说。
“你是说那些人已经被枪决了？”
格雷戈里也走了过去。康斯坦丁和玛格达站在他身旁。
窗下那积雪覆盖的院子里，一支行刑队已经站在清晨的微光中。在这些战士对面，是十几个被蒙上眼睛的人，穿着室内的衣服在瑟瑟发抖。他们的头顶飘扬着一面红旗。
在格雷戈里的注视下，士兵们举起了步枪。
格雷戈里大声喊了起来：“马上停下！别开枪！”但他的声音被窗户挡住了，没有任何人听见。
格雷戈里终于睡着了，但早上六点钟的一阵敲门声将他惊醒。他打开门，外面站着一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女人，看上去有些眼熟。“我很抱歉这么早来打扰你，阁下。”她用旧式的尊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