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为民的基本涵义是，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等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活动，都必须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与愿望，体现广大人民的情感与要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为人民群众有效地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自主地从事各种正当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合理地追求生存和生活状态的改善，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和保护。 从材料可以看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各项权利既是执法为民理念的应有之义，又是具体的践行方式。社会主义法治根据广大人民的实际需求和我国的现实条件，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求出发，完整地构建了以社会成员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权利保护体系，使执法为民理念在制度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依据执法为民的理念要求，我国当前应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权利保护体系。具体应做到以下几方面：(1)保障和维护人民民主权利,坚决打击和制裁各种危害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行为，同时引导人民群众规范有序地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理性表达利益诉求。(2)保障和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提供有效权利救济手段。(3)保障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经济、社会、文化权利。(4)保障和维护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合法权益，为社会成员的均衡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提供法律保障。总之，我们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构建和完善人民群众的权利保护体系，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才能真正做到执法为民。

1、甲携带凶器盗窃、入户盗窃,应当成立盗窃罪(未遂)。如暴力行为不是作为压制财物占有人反抗的手段而使用的,只能视情况单独定罪。在盗窃过程中,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的,才能定抢劫罪。甲并非出于上述目的,因而不应认定为抢劫罪。在本案中,被害人并未发现罪犯的盗窃行为,并未反抗;甲也未在杀害被害人后再取得财物,故对甲的行为应以盗窃罪和故意杀人罪并罚,不能对甲定抢劫罪。

2、甲、乙的行为系假想防卫。假想防卫视情况成立过失犯罪或意外事件。在本案中,甲、乙在程某明确告知是警察的情况下,仍然对被害人使用暴力,主观上有过失。但是,过失行为只有在造成重伤结果的场合,才构成犯罪.甲、乙仅造成轻伤结果,因此,对于事实二,甲、乙均无罪。

3、在被告人高速驾车走蛇形和被害人重伤之间,介入被害人的过失行为(如对车速的控制不当等)。谢某的重伤与甲乙的行为之间,仅有条件关系,从规范判断的角度看,是谢某自己驾驶的汽车对乙车追尾所造成,该结果不应当由甲、乙负责。

4、①丁没有在丙和法官刘某之间牵线搭桥,没有促成行贿受贿事实的介绍行为,不构成介绍贿赂罪。

②丁接受丙的委托,帮助丙实施行贿行为,构成行贿罪(未遂)共犯。

③丁客观上并未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主观上并无收受财物的意思,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5、(1)构成。

理由:①丁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完全符合侵占罪的犯罪构成。

②无论丙对10万元是否具有返还请求权,10万元都不属于丁的财物,因此该财物属于“他人财物”。

③虽然民法不保护非法的委托关系,但刑法的目的不是确认财产的所有权,而是打击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处罚侵占代为保管的非法财物的行为,将可能使大批侵占赃款、赃物的行为无罪化,这并不合适。

(2)不构成。

理由:①10万元为贿赂款,丙没有返还请求权,该财物已经不属于丙,因此,丁没有侵占“他人的财物”。②该财产在丁的实际控制下,不能认为其已经属于国家财产,故该财产不属于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据此,不能认为丁虽未侵占丙的财物但侵占了国家财产。③如认定为侵占罪,会得出民法上丙没有返还请求权,但刑法上认为其有返还请求权的结论,刑法和民法对相同问题会得出不同结论,法秩序的统一性会受到破坏。

一、洪某、蓝某抢劫一案

(一)洪某：构成抢劫罪(致人死亡)或者抢劫罪(致人重伤)和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数罪并罚。

1.洪某对被害人赵某实施暴力压制反抗，劫取赵某财物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2.洪某以杀人手段劫取财物后，误认为被害人赵某已经死亡而实施“抛尸”导致赵某淹死的行为，属于因果关系认识错误中的事前故意，对此应如何认定，有以下两种不同观点：

(1)观点1：洪某构成抢劫罪(致人死亡)

该观点主张将前后两个行为视为一体进行整体评价，洪某以杀人手段实施抢劫后的毁尸灭迹行为并不异常，没有中断抢劫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洪某的暴力抢劫行为与赵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洪某成立抢劫罪(致人死亡)，属于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应在加重法定刑幅度内量刑。

(2)观点2：洪某构成抢劫罪(致人重伤)和过失致人死亡罪，数罪并罚。

该观点主张严格恪守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前后两个行为分割来看，洪某的第一个暴力抢劫行为客观上未造成死亡结果，但经鉴定赵某在死亡前头部受重伤，重伤与抢劫行为有因果关系，因此应认定洪某构成抢劫罪(致人重伤)，属于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应在加重法定刑幅度内量刑。洪某实施第二个“抛尸”行为时，已经不存在对赵某进行暴力伤害的故意，只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因此，洪某构成抢劫罪(致人重伤)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两罪并罚。

3.对于抢劫的犯罪事实，洪某成立特别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洪某因涉嫌诈骗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交代了自己1995年的抢劫罪，虽然公安机关知道该犯罪事实，但一直未发觉犯罪嫌疑人。洪某属于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成立特别自首。对此特别自首的行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4.就追诉时效而言：抢劫罪(致人死亡)或者抢劫罪(致人重伤)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追诉时效为20年。“公安机关一直未能破案”说明公安机关对此已立案侦查，而洪某逃避侦查(逃至乙市)，属于诉讼时效延长的情形，对洪某的追诉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仍可追诉。

(二)蓝某：构成抢劫罪(致人死亡)或者抢劫罪(致人重伤)。

1.洪某、蓝某成立抢劫罪的共同犯罪。

主观上，洪某、蓝某具有共同抢劫的故意。客观上，两人有共同的抢劫行为。蓝某与洪某共谋抢劫，洪某使用暴力压制赵某反抗劫取财物，蓝某打探赵某行踪，并实施取财行为。因此，两人成立抢劫罪的共同犯罪。

2.对于赵某的死亡，蓝某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依据上述对洪某“抛尸”行为认定的不同观点，对蓝某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也有两种不同观点：

(1)观点1：蓝某构成抢劫罪(致人死亡)

按前述观点1，赵某的死亡与共同抢劫行为有因果关系，蓝某构成抢劫罪(致人死亡)，属于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应在加重法定刑幅度内量刑。

(2)观点2：蓝某构成抢劫罪(致人重伤)

按前述观点2，赵某的死亡与共同抢劫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系洪某过失导致赵某死亡，蓝某不需要为洪某的过失行为承担责任。经鉴定赵某在死亡前头部受重伤，重伤与共同抢劫行为有因果关系，蓝某构成抢劫罪(致人重伤)，属于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应在加重法定刑幅度内量刑。

3.就追诉时效而言：抢劫罪(致人死亡)或者抢劫罪(致人重伤)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追诉时效为20年。如果20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需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蓝某不存在导致追诉时效中断和延长的情况，案发时已经超过20年追诉时效，如果认为必须追诉的，需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三)洪某和蓝某构成抢劫罪的共同犯罪。

洪某和蓝某有实施共同抢劫行为的意思联络，且实施了共同抢劫的行为，两人构成抢劫罪的共同犯罪。

由于洪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致人死亡)，或者抢劫罪(致人重伤)与过失致人死亡罪，数罪并罚;蓝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致人死亡)或者抢劫罪(致人重伤)。所以，具体而言，二人在抢劫罪(致人死亡)或者抢劫罪(致人重伤)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

二、洪某租车后质押骗取借款案

1.洪某骗取A银行贷款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既不构成贷款诈骗罪，也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1)洪某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而骗取贷款，存在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但其目的为经营，而且主观上想归还贷款，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2)洪某虽然主观上有骗取贷款的故意，客观上也有使用虚假产权证明做担保的骗取贷款的行为，但由于洪某及时归还贷款，所以不属于给金融机构造成严重损害结果或具有严重情节的行为。因此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2.洪某租用B公司汽车用于质押的行为(两种观点)：构成合同诈骗罪或者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观点1：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洪某与B公司签订租车协议，隐瞒自己不予归还的事实，骗取B公司交付所租的车辆。B公司虽然可以根据GPS定位强行将汽车收回，但这不能否认洪某的非法占有目的，洪某具有排除B公司对车辆占有，而且利用车辆进行质押贷款的目的，换言之，洪某对车辆不仅有排除意思，也有利用的意思，因此洪某有非法占有目的。洪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观点2：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被害人具有财产损失。洪某明知B公司可以定位将汽车取回，不会有财产损失，因此，洪某只有利用车辆进行质押贷款的目的，而没有排除B公司对车辆占有的目的。也就是说，洪某仅有利用的意思，而无排除的意思，因此，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且，B公司发现洪某没有归还车辆，便GPS定位找到车辆，并将车辆开回，B公司并无财产损失。因此，洪某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创造性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制度的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应用。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实现这一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的组织形式。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较充分和比较全面地反映我国的阶级本质。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以其他制度为依据，可以创立其他多种制度。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映了我国政治生活的面貌， 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

不同国家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从本国的客观现实出发。因而形成了各国宪法权利存在着自己的特点。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特点是：

①广泛性。享受权利的主体广泛，同时，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广泛;

②权利和自由的现实性。表现为：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确定公民权利的内容， 并规定了实现权利的法律保障和物质保障;

③权利和自由的平等性。 公民享有权利上一律平等，在守法上、 司法上、 执法上一律平等;

④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公民享有权利必须履行相应原义务，反之，公民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必须享受宪法规定的权利。

政治权利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它是指公民根据宪法的规定，参加政治生活的行为的可能性。这种行为受法律保护。我国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十分广泛，分述如下：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

①言论自由。发表和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但煽动叛乱、分裂祖国、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此外不可以以言论自由来侮辱、谩骂他人，侵害他人的权益;也不可以泄露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公开他人隐私等;

②出版自由。它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它与言论自由的限制一样。国家对出版物的规范管理和出版自由不相矛盾，反之， 规范管理正是为了保证出版自由的正确行使;

③结社自由。它是指公民依法结成某种社会团体，进行社会活动的自由。 结社自由不得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危害国家利益、安全和民族团结，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否则国家可以采取限制性措施;

④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指采用集体或者列队行进的方式，表达某种意愿和要求的自由。 为了维持社会安定和正常秩序，要行使此项权利进必须依法提出申请，经主管部门许可，并在服从当局的指引和管理下进行，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行使此项权利作了具体规定，公民必须遵守。公民在行使上述①至④项权利和自由时，必须以宪法9第51条规定的原则为指导。

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

①公民有信仰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②不得强迫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③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我国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它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全、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8制度。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 1)选举权的普遍性。凡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修改后的选举法表现了对选举权的进一步扩大。

(2)选举权的平等性。指每个选民在每次选举中只能有一个投票权，而且每一选民所投的选票效力相等。

(3)直接选举。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目前采取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原则。吸收二者的优点，以便充分发扬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4)秘密投票。

(5)选民对代表实行监督。选民可以对代表提出批评，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代表。

(6)选举权的物质保障、组织保障和法律保障。

①社会主义原则;

②人民民主专政原则;

③民主集中制原则;

④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⑤民族平等原则;

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则;

⑦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