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面对强大敌人的入侵，有识之士再次意识到“科学救国”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期间，许多科普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科学家们把钢笔作为他们为出版物写文章的武器。科普出版物传承了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与抗日战争紧密相连，极大地提高了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爱国热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科普刊物已经发黄，只留下几份。谈论他们在过去，以另一种方式纪念抗战，回忆战争年代，科学家们试图通过科普来支持抗战的火热之心。

中国自然科学学会的科学世界

1932年11月，中国自然科学学会在南京建立了“科学世界”。它主要阅读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具有受欢迎和有趣的特点。它出版流行的文章。它还通过科学讲座和展览传播科学知识。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它主要引进各种军事技术和防空、防毒、防疫、救援，并发表资源调查报告等。

中国自然科学学会前身为中国西部自然科学学会，1927年由中央大学赵宗协、、苏、四位四川籍学生在南京创办。其初衷是促进祖国西部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的刺激下，社会决心致力于科学救国，并逐渐将重心转向抗日救亡和普及科学知识。

季峥是该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科学世界》的主要作者。1934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后从美国回国，在中国科学学会生物研究所工作。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化学实验室，并兼任中央大学教授。然而，由于战争，他被迫与他的工作单位向西迁移。在他的一生中，他主要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并做了许多科普工作。自《科学世界》出版以来，季峥发表了许多文章，如《战时科学家的责任》、《对人民的科学》、《食物和中毒》(在电台演讲中)以及近年来生理化学的一些最有趣的进展。在普及生物化学知识的同时，他还强烈要求科学家承担起“科学救国”的责任，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除了写文章，季峥还经常给广播电台讲课，传授科学知识。他是许多在战争年代为抗日战争而战的科学家的代表之一。

此外，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自然科学学会还开展了其他科普工作。例如，1942年，它发行了英文出版物《中国科学》，主要向外国介绍中国的科技进步。1943年，它发行了英文出版物《科学文献集》，介绍了国外的科学进步，并有意识地促进了战时中国科学技术的国际交流。

科学运动与科学中国

半月刊《科学的中国》创刊于1933年，是20世纪30年代科学运动的产物。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知识界普遍发出了通过科学救国的呼声。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1932年11月，一群科学家、教育家、一些政治领袖和名人组织了科学运动协会，发起了科学运动。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协会把国防科普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例如，《科学中国》第八期是《国防特刊》。

《科学中的中国》的主编是张其昀，主编是戴安邦和其他人，许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杂志撰稿。主编张其昀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被誉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大师。作为主编，他曾在第一期杂志上写了《科学》和《科学》，解释什么是科学，为什么中国应该是科学的。在同一期的《几个共同点》中，他用通俗的语言和插图解释了为什么温带地区优于热带地区以及自然地带的垂直和水平分布，并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讨论了为什么汉语被称为汉语。

吴，，科学体育协会的成员，也是该杂志的主要作者。他出生于19世纪末，是一位著名的化学家和学术活动家。“9·18”事件后，他与中央工业实验研究所的其他人一起研究烟雾和有毒气体，并开发了防毒面具，为国防化学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经济部工业司司长，组织重要工厂西迁，并组织学术团体开展活动。在抗日战争的动荡年代，他尽最大努力促进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他创办了各种科学刊物，担任主编，积极从事科普工作，并试图用科学支持抗日战争。他在《科学中国》发表了《国防科学纲要建议》、《科学中国的前提》等文章。“爱好只是工作，生活是为了服务，服务科技，服务祖国”，是他对自己生活的总结，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疯狂蔓延。《科学中国》的出版被推迟到1938年1月。在湖北汉口，《科学中国——战时半月刊》作为战争特刊出版。它出版了九期，并于1938年5月停止出版。《科学中国》的出版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以科学和战争为中心的抗日战争科学

1939-1940年，抗日战争形势异常紧张，“抗日战争科学”在成都诞生。从1939年1月到1940年12月，它总共出版了20期。正如创刊号所述，《抗日战争科学》是一份罕见的科技月刊，它将科学和抗日战争联系在战后出现的众多出版物之中。按照普及和普及的原则，宣传抗日战争中的各种科学知识，传播军事科学等满足抗日战争需要的内容。

在力学、物理和应用数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谭为该杂志撰稿。从童年起，他就有广泛的爱好和伟大的艺术天赋。然而，在艺术和自然科学之间，他选择了自然科学，因为他曾经说过，对于贫穷国家来说，自然科学比艺术更重要。在交通大学学习期间，他还积极带领同学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他来到中国航空研究院工作，发明了当时空军教练急需的“滑翔机和布表面张力测试仪”，解决了空军的迫切需要。今年，他在《抗日战争科学》发表的《致对工程感兴趣的青年人》一文中，解释了如何成为一名工程师，并恳切地呼吁，在抗日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困难时期，国家需要能扎实工作、艰苦奋斗的工程师，希望对工程感兴趣的青年人能勇敢地奋斗。当时已在科技界崭露头角的谭·除了繁重的科研工作外，还积极撰写或翻译外国文章，发表在《抗日战争科学》上。他年轻时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他明白只有科学和技术才是在世界艰难时战胜敌人的最佳武器。

然而，号召青年人学习科学知识和参加抗日战争是抗日战争科学的最大目标，抗日战争科学是在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时产生的。抗日战争科学曾经说过，“胜利之花遍地开花，自由之花年年开花”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作为一份致力于强调科学与抗日战争之间关系的科普出版物，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应被遗忘。

国防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一份由政府主办的科普杂志。它成立于1943年，没有具体的关闭日期。它突出了战时政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意义重大。组织者是国防科技促进委员会。它于1942年在重庆成立，由军事和政治事务部设立，旨在动员全国各地的科学家积极参与抗日战争，促进国防科技的发展。

在第一期《科学技术》杂志上，国防科技政策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奖励文章，对10项科学发明给予100万元的巨额奖励，引起了极其重大的反响。战时的特殊情况决定了需求，从侧面也说明了他们赞助的科学技术以促进国防科学为目标，强调国防科学的普及。

顾毓琇，一位艺术、科学和通信方面的天才，曾为该杂志撰稿。在1943年发表的长篇文章《未来科学技术教育》中，他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中国过去科学技术教育的回顾和未来科学技术教育的趋势。他认为，中国的国防建设必须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基础工作应以科学技术教育为主题。在文章的最后，他强烈呼吁那些取得科学成就的人继续他们的斗争。尚未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年轻人应该勇敢地走进科学技术的大门。我国的国防建设面临障碍，但科学工作者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不要怕困难。

著名电信专家赵增觉也为该杂志写了许多文章。他在《科学技术》杂志上发表过《抗战以来的科学进步》、《科学需要数学化》、《国防与交通》等文章。在《国防与交通》(这篇文章发表于1944年第1卷第5期，《国防交通专号》)一文中，他从铁路、公路、邮电、航空、水运、邮政运输等方面对中国的交通网络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呼吁大家摒弃重在发展自己产业的偏见，以建立国家交通网络为目标，以帮助国家建设强大的国防为后盾，互相帮助，牺牲个人利益，取得巨大成功。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被交通部任命为第三区电力局局长，兼任浙江省电话局局长，1943年又兼任交通部邮电司司长。他对中国抗战时期的邮电通信事业有着深刻的了解。他的吸引力是他对中国交通建设的唯一目标，也是战时科学家的心声。

上述科普杂志代表了战时大量的科技杂志。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很难详细阐述。它们基本上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科学的中国化，并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我们应该记住，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一群科学家为科学技术事业而战。他们还以一组杂志为阵地，用他们的写作技巧拯救国家脱离危险，用科学技术拯救国家。(中国科协“老年科学家学术成长数据收集项目”项目办公室支持本栏目)

(文字和图片均来自《中国科技新闻》，原标题为“抗战时期科学家在抗战科普刊物中的不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