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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房间后，我坐在了一张椅子里，甚至还小睡了一会儿。我醒过来告诫自己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正这么想着，一阵有价值的疼痛感立刻就袭了上来。“等一下，”我心想，“等等，这是怎么回事？”简单说吧，彼时的我察觉到自己居然可以对疼痛加以控制。当我疲乏的时候，我就松弛了肌肉，瘫坐在椅子里。等到力气恢复以后，我就又站起了身，一边踱步一边自言自语：“现在该感到疼痛了。”……于是，痛感便应声袭来。对于这样的体验，我从未在任何书里读到过。倘若当时身边有护士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也不可能会发现这一点。

其中一些短篇故事发表在了约翰内斯堡一家名为“民主党人”的杂志上，还有的发表在了《远足》上。大多时候，我都是写了又撕掉，撕掉又重写。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他会向前倾出身子，凝视着我的脸，这样问道。的确，他很可能从来都没有仔细地瞧见过。垂死之人经常会看到自己从未看到过的东西。一个即将油尽灯枯的老头或老妇在用专注、热切、聪明的眼神紧盯着你的面孔，似乎是心有疑问。可他（她）要问什么呢？也许会是“为什么我这辈子从未真切地看过你的面庞？为什么我从未给足自己时间去真正地把事情看个清确、透亮？”父亲叹了口气，继而又瘫落回枕头上，任自己的脑袋滑向一边。他躺在那儿，瞧着身旁活力无限的小生灵在踢动着双腿，就好像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小宝宝似的。有时候由于用药量过多，父亲会很难真正地清醒过来，或者在清醒过后又会很快地睡去。不过他好像一直都知道我在那儿，因为当我开始收拾自己和宝宝、准备悄然离开的时候，我能看到那白眉下的黑色眼眸在盯视着我，他还用手势示意要我留下来。于是我又继续坐了一个、两个甚至三个小时，直到要安顿宝宝睡觉才离开。等我出现时，公寓里可能已经有六个男人正在等候我和宝宝。

我知道这种疯狂的假设会引来嘲笑，但有没有可能，彼时的我们真的是在用音乐毒害自己？跟我同时代的人们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在一天到晚地听着舞曲，而且这些曲子个个浪漫或感伤。它希冀着、渴望着、期盼着某个地方的某段时间，曾许下的诺言会兑现。有一天我会找到你……我们都沉浸在梦里。不过从那以后，音乐已经发生了变化，韵律再不会摇曳生姿或久不散去，它变得激烈、冲撞而又紧迫，声音如此之大，人们只能汇集了神经去听。在纽约时，我有一次因忍受不了聚会上的吵闹音乐正准备离开，这时一位黑人女性过来问我：“怎么啦，宝贝？”听完我的解释，她说道：“这种音乐不能用耳朵去听，你得用自己的全身和神经去听。”神经？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某个人去损害、虐待或杀死他人，那么诱因有没有可能会是令其为之疯狂的音乐呢？萨满教巫医数千年来都在用音乐营造特定的情绪，士兵们在激动人心的进行曲中准备屠戮，教堂在用感召性的音乐团结信众，人们也都知道真正的精神导师们同样会利用音乐。可音乐这东西太过娇贵，它只得在特定的环境下由专家来小心使用。尽管如此，在这个音乐汹涌的时代，我们却都将自己浸淫于各式各样的音乐，还常常会利用专门为此设计的机械把它塞入大脑之中，但却从不会去问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站在个人立场上——我知道也有人同我一样——我认为发问的时刻确实已经来临。

你向后望着，残酷且虚弱，

“在我看来，人们对这个问题都持有不同的意见。”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把父亲埋了。我和母亲一起坐车去了墓地，也谈到了保险和遗嘱的事。因为觉得这一切都太过可怕，我尝试着搂住母亲并且说道：“可怜的妈妈。”她挣脱了我的胳膊，露出了抗拒的神情。我的表现不太真实，她抗拒的原因正在于此。就像巴尔扎克或塞缪尔·巴特勒笔下的场景一样，我们在继续说着保险单的事情。

我常常在下午开车带上宝宝去探望我的父亲。他用手肘费力地支撑起身体，把宝宝的手拿过去细细察看，就像在把崭新耀眼的肉体跟“死亡”相比量。“它是我的手。”看到小小的手指攥紧自己那瘦削的手指时，他这样说。“它是我的，对吗？”他含糊地问道，白色眉毛下的眼睛凝视着我。我明白父亲在问什么，因为他的问题实际上无关乎“命运”——“存续”——“继承”——“死亡”，而是关乎“宿命”，它在于命运之轮的秘密研磨。“这种事根本就无能为力，”我也许会对这位病恹恹的老人这样说，“难道你看不出来吗？”那么，是谁在很久以前甚至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教导我要了解真相呢？我常常会想起那段从开普敦到索尔兹伯里的漫长的五天旅途，坐在多尘的马车里，火车的车轮在用力鼓动着，“这就是真相，真相，真相……”

丽亚有了一个自己的孩子和男人。不过她并不打算嫁给这个男人，因为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后，她想找个会善待自己的丈夫，而不是眼前这个会动手殴打她的人。她眼睛盯着一处，滔滔不绝地说着话，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她轻快地站了起来，用手抚平了身上那件廉价的花裙（这裙子样式很旧，也许继承自她的布尔人奶奶），继而说道：“多谢啦，莱辛夫人，还有您的茶。”接着便离开了。那时候有一个名叫《真爱故事》的杂志，它里面少有真爱，更多的是阴郁的情节，甚至接近于情色作品。即便写了什么真爱，那也是在凶杀、强暴、威胁、牢狱、盗窃和敲诈之后的事。我曾想把玛丽亚的故事写出来，寄给这家杂志……“亲爱的莱辛夫人，感谢您的投稿，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不过，在我们看来，它已经超出了我们杂志读者所能接受的限度。”

如果说母亲感到了震惊，那么我也一样。要知道，我多年来可一直都展现着礼貌得体的举止，可现在的我却突然喊出了声：“别管他们，别去打扰，别给他们搞破坏。”她向后倒下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难道你不明白……”“别打扰他们！”我粗暴地说道（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来做正确的事）。这一事件证明，那些主张我本应该“反抗”母亲的心理学专家都想错了。只见母亲转过了身，踉跄地走了出去，茫然地不知自己该去向哪里。她站在了花园的树下——我们已经又搬了家——朝我露出了一个久久的、疑惑的、受伤的，尤其是难以置信的神情。接着她便走向了自己的车子，柔软无力地，长久地坐在那里。

我爱上了这个宝宝，迷雾从我的眼前消散了。我给一位朋友寄去了一张照片，并随信写道：“这难道不是你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宝宝吗？”她寄回了照片，要我再仔细瞧瞧，并且问道：“他跟其他宝宝没什么不同。所以，莫非你真的癫狂了？”哦，没错，女人们确实会出现这种状况。对于我来说，这也不过是只持续了几个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