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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想让我和弟弟暴露在红海的热浪中，母亲决定穿越俄国，经由莫斯科旅行到英格兰。可她其实不太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一如她常说的那样：“我要是早知道该有多好！”那是1924年，她的确应该知道，我们将是第一个在十月革命后以普通方式出行的外国家庭。这次旅行执行起来会很困难，母亲当然也知道，但困难正是用来克服的。这段旅程堪称惊险，在家族史上留下了最生动的篇章，因而一遍遍被讲述。不过，我听到的和我记得的总是有出入——被认为是旅程中最富有戏剧性的那一刻，没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来：到了俄国边界时，我们才发现自己的护照盖错了章，于是母亲不得不恫吓一名困惑的官员同意我们入境。我的父母都很喜欢这个小插曲：母亲是因为自己成就了一件不可能的事，父亲则是因为观赏了一出滑稽的戏。“我的天，绝没有人敢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父亲或许边说边想：一位冷静的、正义的、勇往无前的英国护士长，和一位衣着破旧、食不果腹的官员对峙，估计这位官员从未见过这样的外国家庭——孩子们全都穿着考究，看上去营养充足。

最惊险的事发生在旅行的一开始。我们坐上油轮准备横渡里海，却发现这艘油轮曾为军队提供运输，而它的船舱，不同于我们心目中的巡航船舱，里面满是虱子，说不定还潜藏着肆虐于各地的斑疹伤寒病毒。

父母一夜未眠，他们要确保熟睡的孩子待在灯下的光圈里。可是我的一条胳膊却滑到了光圈外的阴影里，于是就被虫子咬出了一个又红又大的包。船舱很小，船员们常常进来跟我们共享。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个阴暗的巨大洞穴。想到父母的担忧，我觉得那里到处都有危险，尤其是冷涩的金属味道，那是虱子散发出的气味。

据说，我们在车上有故事听、有彩泥玩，我们用粉笔画画、数着电报线、用窗外看到的事物玩猜谜游戏。可我却记得火车卡嗒卡嗒地驶进又一个站台——难道说就是前一个吗？因为站台里同样是衣衫褴褛的大人和孩子。母亲又一次下了车，走到了人群中。可当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母亲却没有像原来那样出现在车厢外的通道上，举着买回来的东西给我们看。她被落在了车外。父亲虽然生着病，可他此刻在车厢的一角站直了身体，不停地说着：“不要紧，你们的妈妈会回来的，没什么可担心的，你们不要哭。”可他很担心，我们都知道。我第一次理解了他的无助，明白了他对我母亲的依赖。因为假肢的关系，他无法从火车上跳下去，也无法穿过拥挤的人群去寻找食物。“你们得分着吃一颗鸡蛋，对了，还有些葡萄干，这就是我们的全部食物。”因此，母亲必须回来，也不得不回来。过了两天，她的确回来了。我还记得，我们乘坐的火车缓缓地行驶着，呻吟着，鸣叫着，一次次驶进站台、车站，一次次被人群、别兹皮佐尔尼基和持枪的士兵包围。我忘了哭泣或恐惧时的感觉，因为那些已经消失不见了。但我记得自己坐在父亲健康的腿上，脸颊被粗糙的袍子摩擦着，窗外是一张张饥饿的脸，还有一双双向里张望的眼睛。还好，父亲的怀里很安全。

当我们从英格兰动身前往非洲时，丧妻不久的祖父穿着厚厚的粗花呢衣服，站在黑暗的大厅中，落地式大摆钟在他的身后“嘀嗒”地响着。他哭了，又长又白的胡子上流下了一串鼻涕。这个情景避无可避。年幼时，孩子们铆足了劲儿控制着流鼻涕和排泄，然而挣脱“监狱”般的自控训练后，到了老年，我们总会再经历一次。此刻，年迈的祖父正心碎地哭泣着——五年来好不容易见到儿子和儿媳，并且是第一次见到孙子和孙女，可是现在，他们居然又要去非洲了。虽然教堂为远在非洲的传教士们筹集了资金，用以支持他们改变野蛮人的信仰，可天晓得那些野蛮人会不会是食人族！这一家子竟然还欢快地说五年后再回来！祖父哭了又哭，这让我看了生厌，也就不想让他亲。不过祖父的哭泣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因为家里人不赞成他娶玛丽亚安·沃尔弗，那个“年龄只及他一半的女孩”。

火车上，一个小女孩和她的泰迪熊坐在椅子里，旁边还有一个装着泰迪衣服的迷你纸箱。小女孩把泰迪的衣服脱下来，稀里糊涂地叠好，然后从箱子里拿出另一套衣服给它穿上，还让它乖乖地坐好。不一会儿，小女孩又把这身衣服从泰迪的身上撤下来、叠好，重新取出一条裤子和一件夹克。她把脱下来的衣服完美地叠好、放进箱子，然后给泰迪穿上了第三套衣服。一次又一次，小女孩打理着她的“世界”，操控着“世界”中的一切。“瞧啊，多乖的泰迪，又漂亮又干净。”

火车先是呻吟，继而发出隆隆的声音，一番鸣叫过后堪堪地停靠在一个车站上。站台上拥挤着人群，他们一点都不像波斯人，这让我觉得可怕。他们衣着破旧，有的甚至就像成捆的破布，连双脚都裹在破布里头。小孩们都一副副饿极了的面孔，他们要么跳起来、扒在车窗上向里瞧，要么举起手来乞讨。士兵们跳下车，将人群向后推，手中握着的枪成了打人的棍子。人群向后退了一些，可接着又向前涌动起来。一些人躺在站台上，头枕着包裹，眼睛虽然看向火车，但眼神中并没有期待。我的父母低声地谈论着那些人，声音里透露出焦虑。我听到了很多我不知道的词，“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美国内战”、“饥荒”、“布尔什维克”，因为不明白，所以我不停地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那又是指什么？”“妈妈，为什么那么说？”“为什么，爸爸？”

因为船长的独特兴致，我们被带领着穿过明亮的走廊，一直往下走，往下走。突然间，我们就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眼前是油腻的金属楼梯，巨大的黑色铁管在钢制的墙上延伸、弯曲。我和弟弟相互抓紧。脚下是一小点儿平台，它是一条通道的一小部分。通道一直延伸到船的底部。下方有一群脏兮兮的男人，他们赤裸着上身，正在往炉子里铲煤，一、二、三、四……炉口很多，我们数不过来了。火焰跳跃着，那些汗湿的半裸身体上映出了红色的光。男人们抬起头，看到了两个受特权庇护的、干净的小孩面带恐惧，他们身后的父母也穿着上档次的衣服，跟这一家人站在一起的还有船长。他们一定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看到船长。男人们的身体随着工作的节奏用力晃动起来，他们将一个个弧形的黑煤块送入炉火中，接着抬了抬头，落着煤灰的脸上露出洁白的牙齿。这让我联想到了俄国火车站的别兹皮佐尔尼基，那又是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衣服上露着洞，脸上瘦得只能看到骨头。我害怕地看着这些汗流浃背的男人们铲煤，就像我曾恐惧地透过破损的肮脏车窗向外望。

很多年里，“俄国”对我来说就意味着火车站台，因为在那次从巴库至莫斯科的漫长旅途中，无论是到了支线还是大城镇，火车都要停上一停。

除了在哈罗兹百货公司、自由百货、陆海空百货商店购物之外，他们居然还找牙医拔光了牙齿。牙医和大夫是这么说的：无数疾病和灾难都发端于牙齿，牙齿对任何人都是百无一用的，再说，南罗得西亚也不可能有好的牙科医生。（这与事实不符）在那个时代，这种野蛮的自残行为是很常见的。普鲁斯特曾说：“我们一边在教堂里燃上蜡烛，一边还在询问医生。”

从里海到莫斯科用了很多天，于是故事有了这样一个版本——火车上没有食物，母亲就在站台下了车，想从农妇们那儿买些吃食，但她们只有煮过了的鸡蛋和几片面包。很多时候，通道里的俄式茶壶中是没有水的。我们当然也不敢喝未煮开的水。那时候，伤寒、斑疹伤寒和许多疾病都在流行。每一个车站都挤满了乞丐和无家可归的孩子，景象十分可怕。火车开动的时候没有发出鸣笛提示，所以母亲被落在了一个车站，我们都怕再也见不到她了。可是两天后，她竟然追上了我们。原来，她当时让站长叫停了下一辆火车，然后上了车，这才追赶上了我们。请注意，所有这些交谈竟然没有用一句俄语。

晚上，母亲会穿上她那漂亮的晚礼服，然后跟船长共进晚餐。她会参加派对、舞会，或玩寻宝游戏。毕蒂·哈洛伦也是。孩子们则被关在舱室中，被要求乖乖听话。弟弟一向很乖，所以这会儿他睡着了。可我很想去外面。但母亲说，晚会是为大人们准备的，我不会喜欢。不过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喜欢那里，这一点其实母亲也知道。我讨厌她这样，可有什么用呢？门还是锁上了。

后来我开始偷一些很可笑的东西，比如胭脂盒、丝带、剪子，当然还有钱。就像被怨恨活活点燃了似的，我开始大发脾气。父母回来后，问我为什么要偷剪子？我说了谎。我说我想杀了毕蒂。他们明白，我需要的是正规的管教和有序的生活，但要如何实现、何时才能实现？首先必须有个家，可是我们的房子都还没盖起来。我们乘了辆拉货车，沿路向北前行。一月份正值雨季，小路上有些泥泞。我们的车由十六头牛拖着，车内是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以及一些必需品。至于整箱的漂亮衣服、从自由百货买的窗帘料子、沉重的餐具和波斯地毯、一个铜罐、盆、书、画和一架钢琴，则会由火车运过来。河水湍急，路况又差，我们的拉货车走了五天五夜。不过，我记得的并不是不满或愤怒的情绪，而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别样景色：在敞着后门的马车上，防风灯来回摆动，路的两边是深色的土地，抬头是满天的繁星。这是一辆有篷顶的大车，就像美国电影里的那样，又像那些挣脱英国人而去追寻自由的南非白人乘坐的车一样。

我记得的情形却有些不同，虽然是并行开始的，但却像一部播放起来不太流畅的电影。

当时在甲板上，除了弟弟外，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将要担任我们的家庭教师的毕蒂·哈洛伦。我对她的认识几乎都来自别人。她二十一岁，是爱尔兰人。她“头脑灵活”，是个“年轻女郎”、“聪明的姑娘”。要说这姑娘的行为，简直是要多轻浮就有多轻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不仅剪了短发，而且还化妆、抽烟，对男人的兴趣更是不止一点点。很久以后，当母亲自己也开始抽烟、剪短发、抹口红，她才感觉到自己过去对待毕蒂的态度有些过分了。“我在想，她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显然，毕蒂很不愿意提及自己的过去，所以她从没有给我们写过信。后来她嫁给了一名高级官员，自己也登上了报纸新闻。

一家人站在一艘德国船的甲板上，望着英格兰的白垩海岸逐渐远去。母亲哭了。离别的忧伤也爬上了我的心头，但我的眼泪不是为英格兰而流的，因为我讨厌它。父亲的双眼也湿润了，他揽过母亲的肩头安慰说：“别哭啦，亲爱的！”接着，他带着母亲转身走进里面，不让母亲看那消失于视线中的悬崖。

可是还不够，背叛和不公发生时，母亲也在继续她的“教育”事业，毕竟这才是她的主业。父母把孩子们抱在怀中，指引他们看远处的飞鱼、海豚、日落；看其他船只的烟囱在晴空里留下一道道烟迹；看鸟儿落在绳索和船舷的栏杆上；看海鸥跟在船后低低地飞着，接下船员抛来的碎屑；看夜里粼粼发光的波浪，还有洒下来的月光。他们也会看救生演习，而这绝不像学术活动——母亲挚爱的那位年轻医生就是因为救生船不到位而溺死海中。

火车的车厢就像一个小房间，车厢内的座椅破旧不堪，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和汗水的味道。尽管母亲在各处都喷洒了基廷灭虫粉，可是空气中依然能闻到老鼠的气味——它们在座椅下和人们的双脚间溜来溜去地寻找着食物碎屑。墙上的灯都坏掉了，不过幸好母亲带了蜡烛。夜里醒来，我看到狭长而苍白的烛光危险地跳动着，映照着黑色的窗格玻璃。玻璃上出现了几处裂缝，从外面透进风来，所以车厢内靠南的地方温暖，靠北的一侧则很冷。父亲后来得了流感，所以住在上铺，这样孩子们的吵闹和要求就不会烦到他。母亲心里很害怕，那场大型的流感疫情虽然结束了，可它的威胁却时时被人们挂在嘴边。座椅上的点点血迹证明了虱子在那儿出现过。许多年后，我不得不坐下来想一想，为什么“流感”和“斑疹伤寒”这两个词会让我心生畏惧？害怕流感可以理解，但对斑疹伤寒的畏惧又是因为什么呢？应该就是源于那次旅行。

我的父母不太理解那些“白头鸟”，觉得他们不太可靠、不能令人满意。不过，不消多时，他们就会跟各式各样的人熟悉起来，比如农场主、破产者、开矿者、成功或半成功人士、破产后又重新经营农场的人、矿井店主等。人们大多是勉强糊口、过一天算一天的，可是在这样的生活模式中，有些人仍然发了财，有些人却因饮酒过度而死亡。“白头鸟”们谈不上有任何教养，除了移民生活一无所知。母亲瞧不上他们，而他们一定也觉得她挺讨厌。至于父亲，他正在为矿上记录账目，过了几年独立生活的他又做起了这份差事。此时，我们已经开始焦虑钱的问题。在账目上，父亲和“白头鸟”先生发生了不愉快：“白头鸟”先生要么粗心大意，要么欺诈耍滑，可他还怪罪我父亲。在《探寻英国人》（In Pursuit of the English）一书中，我对此做过诙谐的描述。不过在我的父母看来，这件事总能令他们恐惧起来：“天！那可真是太可怕了。”那样的生活根本谈不上有趣。

终于，我们到达了英格兰。跟英格兰有关的“美好”记忆有很多，比如蜀葵、村舍花园、茅屋、岩石游泳池，等等。当然，阴郁的记忆也不少，比如黑色而潮湿的铁路线枢纽、雨水顺着寒窗流下来的情景、直接暴露在大街上的泛白的死鱼、肉店铁钩上的渗着血的动物尸体。也许有人会好奇，为什么前者总不如后者那么深刻？他们说我见过继外祖母，而且也的确有这么一张我坐在她膝上的照片，可是这个事实我却无论如何也推演不出来。我见到祖父的那年，祖母去世没多久，而他正打算迎娶三十七岁的新娘。那位新娘子说不定也和其他女人一样，在堑壕战中失去了爱人，而她走入婚姻的唯一机会就是嫁给一个老头。

这片农场有一千多英亩，但父亲找到了很好的办法来拓展我们的土地。他利用未经政府分配的邻地来放牧，因为这片土地上当时无人居住，所以“属于我们的”土地就无限延伸到了艾夏尔高地，那儿荒无人烟，一个黑人或白人的影子都没有。

我幼年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莫斯科。我被关在了旅馆的房门外，门把手高高地悬在我的上方。天花板离地面很远，走廊的边沿竖着一扇扇光亮的大门，每扇门的后面都有吓人的古怪事物。陌生人要么突然出现在门口，要么快步走过所有关着的门、接着消失不见，要么径直走到转角处，然后消失在某扇门后。我哭闹着，用拳头敲打着房门，可是没有人来，好像永远都不会有人来开门。但真实情况一定不是这样的，当时一定有人很快地为我开了门。只不过在我的噩梦中，我记得自己是被关在了门外，且无法忍受那扇光亮的大门。那扇门出现在很多童话故事和传说里，没有钥匙，无法进去——我想，这才是关键所在。或许那门还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如果真是这样，我反而不会感到惊讶。总之，那扇门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就像爱丽丝那样，即使我曾试图抓到那门把手。

母亲认为在即将展开的生活中有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在临行前的几个星期里，家人都在忙着购置东西。当时帝国博览会正在散发宣传单，受其鼓舞，母亲决定举家远赴南罗得西亚，在未来的五年内依靠玉米种植发家致富。而父亲呢，他自小就跟科尔切斯特附近农场的孩子们玩在一起，这次终于有机会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了。他的家族中有过不少农场主，但他自己一直都没有财力经营农场。显然，对一个国家来说，展览会是多多益善的。1924年，大英帝国博览会诱使我的父亲远赴非洲，我在回忆录、小说、日记中多次提起这个博览会。它改变了我父母的生活，也决定了我和弟弟的人生道路。同战争、饥荒和地震一样，展览会也可以影响未来。

有一个记忆片段既锋利又可怕，它不同于和英国相关的其他记忆——报纸上曾连载的漫画《皮普、斯奎格和维尔夫斯基》（Pip, Squeak and Wilfski）的冒险故事，无疑是当时反共宣传的最早尝试之一。维尔夫斯基是一个蟑螂似的留着胡须的恶棍，他的原型人物是托洛茨基。这个漫画形象总是手持一个炸弹，扬言要把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炸上天。漫画最初的设计旨在要他激起人们的恐惧，而他的确做到了。

精明强干的人对于资质平庸这回事是无法感同身受的，聪慧机敏的人也不太可能理解愚昧无知。

在船上的时候，我在别人面前丢了脸，让自己苦不堪言。首先是因为那位船长。他是母亲的密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九级大风的天气里，其他人都因为不舒服窝在自己的床铺里，而母亲却还跟他待在甲板上。他们两个开玩笑说，彼此间建立了伙伴似的友谊。他们说说笑笑，讲着逗趣的话（有那么一个词也有玩笑的意思，似乎源自挠痒痒游戏，就是大手挤压着小孩肋骨的举动）。那实在是一场欢乐的盛宴，船长满肚子都是恶作剧。他在垫子下放了一颗鸡蛋，然后邀请穿着派对礼服的我坐上去，还跟我保证鸡蛋不会破。但显然鸡蛋一定会破，所以我不愿坐那儿。可母亲叫我大方些，别扫兴。于是我坐了上去，破碎的鸡蛋溅到了我的裙子上，引得船长捧腹大笑。我不仅生气，还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父亲也因而感到不安，可他一定认为，这时候表现大度更为重要一些。在我们越过赤道的时候，我被丢下了船，可我不会游泳，幸好一名水手把我捞了出来。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不停地被惹怒，不停地做噩梦。但母亲似乎过得很愉快，她暂时放下了对孩子们的一贯爱护，否则依她的性子，要是知道孩子做噩梦，她是不会掉以轻心的。而且，不是还有毕蒂在照看我们吗？

在正式耕种前，至少有一百英亩的树需要清除，树桩必须从泥土中拖出来烧掉。同时，我们需要购买农用机械和家畜。除了我们住的房子，还要搭建牛栏和放置机械的屋子。

父亲每天都会骑马去监督农场的进度。那时候，农场已经有了一位“工头”——老烟鬼，来自尼亚萨兰，同来的还有他的亲戚。每天清晨的大部分

时间，父亲和老烟鬼都在进行长谈，商量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在一棵放倒的圆木上，他俩常各坐一端，看着眼前的工人们做活。他们都吸烟，父亲衔着自己的烟斗，老烟鬼抽着大麻（这也是他外号的由来）。

一路到开普敦、贝拉，父亲几乎一直都病着。母亲却享受着旅程中的每一个时刻，玩纸牌或桥牌游戏、身着盛装出席舞会和音乐会，这大约就是她最后一次享受自己喜欢的生活。

我爬上梳妆台，看到了指甲剪，于是就在一件晚礼服上开始剪洞。我的手不大，剪子也不大，所以在又厚又滑的料子上很难操作。尽管我的破坏力微乎其微，但重要的是想法。我因为愤怒而哭哭啼啼，但我并没有受到惩罚，只是被母亲按在腿上。她颤抖着声音，小声地责备我，嘴里说着自己的举止是多么得体，说着自己的爱心，说着自己是为了善良而做善事。

所有的邻居都提醒我父母，说他们选了这个地方，是在给自己添麻烦，因为将房子建在山丘顶上就意味着要让牛沿着陡坡搬运东西。尽管如此，这儿的美景仍然让父亲选择了它。母亲也同意了。站在房子前，向北可以望见艾夏尔高地，高地之下是平缓的山坡，以及一片水塘，还有缪内尼和穆科瓦迪兹两条河流。向东是一大片土地，一直绵延到被称为“大岩墙”的乌姆维克维斯。随着光线的变化，大岩墙呈现出水晶般的蓝色、粉色、蓝紫、淡紫。一天将尽的时候，太阳会落到绵长而低矮的呼尼雅尼群山那边。得益于大部分未被伤害的灌木，以及那些被伐掉后（用作矿炉填料）重新长起来的灌木，每当雨季来临，这里就变得极其生动美丽。在树林之中，每一寸空地上都是破土而起的石英矿脉。这里本就是一个金矿区。在每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你都能看到采矿者的铁锤留下的痕迹，暴露在外的要么是愚人金（又称黄铁矿）的外壳，要么是云母发出的点点微光。

各种形式的拜访和短途出行层出不穷，孩子们就像包裹似的被大人们带在身边。帮忙照看孩子的是斯蒂尔小姐，在那半年中，正是她给我留下了最为锋利的记忆。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堆满了巨大的家具、让人无法自由走动——有两张大床，一张是我的，另一张是童床。墙上的煤气灯很危险，即使不会像蜡烛那样被掀翻，但也得时刻小心。它发出的光呈现出线状，使得房间里的空气似乎蒙上了一层灰褐色。雨水落在窗户上，混杂着脏东西流下来。天气很冷，在童床潮乎乎的羊绒包裹里，弟弟一下下地抽着鼻子。斯蒂尔小姐下令，不准我们看她换衣服。她长得可真高，简直要撞到天花板了。她的头发又黑又密，齐肩的长度，披散在身体前后。她穿着亮粉色胸衣，从发丝间隐约可以看到凸现的白色肉体，下面是她的大腿。我瞥见弟弟先是睁大明亮又好奇的眼睛，接着紧闭双眼假装睡着，一会儿他的眼睛又闪起光芒来。斯蒂尔小姐抓住白色背心，举过浓密的头发将它脱下来。她的腋下是丝柔般的黑色毛发。好奇心和厌恶感让我很不舒服。斯蒂尔小姐身上散发着一种污泥和未经清洗过的味道，闻起来酸酸的，还有金属的腥味。弟弟周围则是一种湿羊毛的味道。当我把脏兮兮的毯子拿起来的时候，我身上干爽温暖的气息像浪潮一样涌了上来。我闻到了英格兰的味道，潮湿、肮脏、黑暗且粗野的英格兰味道，以及英国人的味道。我想念波斯，想念清洁干燥的阳光。我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了，因为小孩子往往都沉浸在周遭的环境里，专注于做诚实的人、正确的事，他们可还没有学过什么怀旧情绪。我想，当时的我一定是怀有这样一份情绪的。又或许，我只不过是思念那只失去的猫吧。很久以后，当我站在西班牙格拉纳达的土地上，望见峰峦积雪的环山，闻到晴天里干净的空气，那一瞬间，科曼莎匆匆地重现在了我的眼前：是啊，这也是它一直以来的模样啊。

索尔兹伯里的街道非常宽阔，以便四轮马车能够行驶自如。可为什么“横行其道”的却是鸵鸟，而非四轮马车？在两段同样具有异国风情的旅途中，为什么我会记得在俄国的旅途火车，却不记得贝拉至索尔兹伯里站的火车？为什么我偏偏记得这件事却并非那件？若说我暗自决定只记住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么我又怎么会记得那些鸵鸟呢？到底哪些是纯粹的喜悦呢？

母亲跟船长成了好朋友，这让我联想到，他们就像同一条河的支流交汇到了一起。英国公立学校向来备受母亲的青睐，其幽默、逗趣的风格深受普鲁士名校的启发，而这些名校对待孩子的方式是残酷的。这位船长虽然不大可能出自某个普鲁士名校，但是名校的做法却逐渐成了他学习的榜样。我的母亲生性残酷吗？当然不。不过，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合规矩，我们就可以去做。只是并非每个人都会这么做罢了。

那可真是一次远航，眼见着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这船的确很慢。话说回来，我们怎么会搭乘德国船呢？或许，这是因为我父亲对德国兵产生了一种友情，毕竟他们和英国兵、法国兵一样，曾被自己的政府出卖过。

在他们离开期间，我们这些孩子就和毕蒂·哈洛伦留在里尔福迪亚。就是在这儿，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顽童。毕蒂跟我和弟弟暂住在一间小屋里。便盆训练在当时仍被大众认为是塑造良好性格的要素，我跟弟弟都会花很多时间蹲在便盆上。试想，跟这样的两个小孩共享一个空间、呼吸同一处空气会是怎样的体验呢？小屋里有两张矮床，是按着当时流行的式样打制的——硬泥地上插着短木棒，木棒上有岔口，岔口里又嵌着杆子，形成一个方形框架，装饰着牛皮带，上头放着床垫。还有一个很大的金属童床是哈利的，他可爱又乖巧，是个讨人喜爱的模范小孩。不用说，毕蒂很喜欢哈利，我也希望自己是喜欢他的。当时，我们身边还有两个里尔福迪亚女孩，十一二岁的样子，对我来说，已然是两个大姑娘。她们的手脚都裸露着，身材修长而健美，跟我以前见过的小孩都不一样。玩游戏的时候，她们会带上哈利，却不让我参与。我觉得她俩尖刻、狡猾、残忍。她们的口音让我不太容易理解她们说的话。我虽然害怕她们，却也渴望加入到游戏中。“马上，”她们会对我说，“马上。”可是这个词也许就意味着“永远不”，这种拒绝令我感到一阵刺痛。

父亲把我们留在这儿，自己动身去寻找农场。我想，他应该是骑着马去的。那个时候，白人政府正在以极低的价格向退役军人出售土地，土地银行也在为艰难度日的白人农场主提供长期贷款。父亲准备通过借贷开始耕作。当时，我的父母共有一千英镑，父亲因为腿部残疾，将领到一笔抚恤金，他还享有免费修护假肢，以及使用一条备用假肢的权利。许多年后的今天，假肢已然创造了奇迹——跳舞、攀爬、跳跃——能够做到正常的人腿可以做的所有事情。

和一般移民一样，我们再次借住在了陌生人的家里。这儿是一个小金矿，距离我们未来新家所在的那座小山有几英里远。金矿由一群称为“白头鸟”的人经营，归属于伦罗公司。当时，几乎所有东西都归属于这家公司。而在此之前，处于主导地位的是不列颠南非公司，它帮助罗兹侵占了南罗得西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简称为“那家公司”，当然，人们提起它时并没有什么好感。这一次，我们借住的地方同样有许多圆形茅屋，主屋是一座木质结构的房子。在发白的废矿堆那边，停靠着一台起重机似的矿山机器，更远处是一个矿井商店和相邻而建的许多茅屋。这里生长着木瓜树、番石榴树、车前草、金盏花、波斯菊、美人蕉、月光花、一品红——在当时，这些都是白人住处的典型植物。

我们的房子建在山丘顶上，最终完工的时候，屋前及两侧只清理了不到30码距离的灌木，不过在车库和储藏屋后方大约砍了100码的树木。虽然我们家不太喜欢那些野生的、会钻出小鸟和各种动物的灌木丛，但是它们在默许下仍生长了二十年，因此直到我的父母在“二战”期间离开时，在距离空地几码远的地方仍会出现一头小羚羊、一只野猫或一头豪猪。两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将房子连通到前方的田地上，一条陡峭的山路穿过繁茂的树林和灌木直达水井。在房子前面的山丘下，长着一棵高大的马纹加树，它苍白的树干上留有闪电击中的痕迹。古树上都是蜜蜂和滴下的蜂蜜。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我们的居住给农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而是我们带来的影响竟是那么的微小。山丘下的一侧是偌大的田地，占地面积达数百英亩，其他地方也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田地。牛栏、烟仓，还有山丘上的房子。农场工人们住的村庄坐落在海拔更低的山丘上，跟我们的房子一样，都隐藏在灌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