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出版的《中国流行病史论》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了321起大规模流行病。每一次疫情都会让当时的社会颤抖。
在古代中国，老百姓心中有三大恐惧——战争、鬼魂和瘟疫。
在几千年的对抗历史中，颜、黄的后人也探索出了一条从猎巫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战争瘟疫”之路。
古代的大瘟疫:派遣犬瘟神
我国最早的鼠疫记录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文时期。
《小屯吟叙文怡编》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与天地相通的巫师在占卜。他问了两件事。一是瘟疫是否会蔓延。第二个是商朝国王是否感染了瘟疫。可以想见，当时的王市应该有大规模的人群感染，使处于感染的危险之中。
在著名的赤壁战争中，历史学家把孙刘的胜利归因于曹骏缺乏经验。然而，随着医学史料的发掘，这场奠定历史格局的战役实际上与瘟疫密切相关。
孙、吴联军攻打曹。曹操的船只损失惨重，下令撤退。然而，奇怪的是，曹操在撤退的时候下令放火烧了这些未燃烧的船只。
相关病史研究表明，当时血吸虫病在赤壁地区广泛流行。这种疾病通过水传播。曹操的北方军队对这种疾病知之甚少，除了没有水之外，对它也没有免疫力。曹操下令在撤退时点燃的船只可能与防止瘟疫的传播有关。后来他给孙权的信也证实了这一点:“赤壁之战是一场大病，独烧船只导致了周瑜的退兵，使他成为一个虚名。”
据史料记载，东汉桓年间，全国人口超过五千万。到三国末期，全国死于瘟疫的人数已达数千万。建安二十二年，一场大瘟疫席卷全国，造成十室九空的悲惨局面。司马懿的兄弟司马朗在军营巡逻和照顾士兵时死于瘟疫。东汉文学中著名的“建安七子”，有五人死于这场瘟疫。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百多年来最严重的流行病时期之一。
此时，人们正面临着一场激烈的疫情，这只能归咎于上天的惩罚。巫术和鬼的理论是一个被皇帝和人民都接受的解释。“瘟神”和“瘟神”在世界上猖獗。当时，对抗这种流行病最“科学”的方法是相信消灭这种流行病的神灵。《李周》记载:“方石翔，帅百里而傩，以索氏驱疫。”传说方长得极其丑陋，瘟神见了他只能逃之夭夭。傩戏仍在西域流传，也是方疫病在古代的变化和演变。
然而，在东汉末年，简单的民间信仰无法拯救被感染的人。黄巾起义军的崛起是由于张角酋长对瘟疫的治疗。然而，它能治愈水润瘟疫的消息充满了神话和神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照明弹角最终死于军队中的瘟疫。
防疫:弘扬中医理论
在与瘟疫的斗争中，中医核心理论诞生了。大约在公元154年，潜伏的瘟疫即将爆发。河南南阳的张嘉年子生了一个男孩，名叫钟静。父亲张是王朝的一名官员。他希望他的儿子继承他的事业，但是他不认为他对医学有特殊的爱好。10岁的时候，张仲景开始和来自同一县的医生张伯祖一起学医。几十年后，张仲景的医学成就导致了他的《伤寒论》。书中总结的辩证治疗原则奠定了中国中医诊疗的灵魂。
“伤寒”这个词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伤寒略有不同。它的主要症状是发烧，传染性很强。事实上，它指的是各种流行病。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到，短短十年间，张家人口只有三分之一，其中70%感染了鼠疫。《伤寒论》中记载的三承气汤和竹叶石膏汤至今仍在使用。
后来，在中医更广泛的传承下，东晋医学专家葛洪对天花、克鲁格氏病(现代称为黄疸)、沙虱病(恙虫病)等传染病的治疗做出了贡献。
唐代名医孙思邈不仅在《千金书·方耀》中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而且还提出了熏蒸消毒空气、水井注水消毒等消毒方法。
隔离:国家力量的干预
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记载了一段秦朝传染病“隔离”制度:一名受刑建城的犯人在服刑期满前被发现患有麻风病，当地官员迅速将他转移到一个叫“竹锁”的地方隔离。这可能是在出土文件中发现的官方控制疫情的早期记录。
政府干预疫情的官方记录始于西汉。元朝前两年，首都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随之而来的是流行病。韩平迪发出了一封信:“患有疾病和流行病的人们为了买药而离开家园。”由政府安排的专门的院内“隔离医院”负责治疗传染病患者，这是我国历史上公共临时疾病隔离医院的早期记录。
到了南朝，出现了“六病”、“别坊”等隔离组织。唐朝设立了“疾病作坊”，宋朝设立了“幸福作坊”。中央政府通常根据疫情分配资金，地方政府购买药品并招募僧侣来照顾病人。
除了有效的隔离之外，唐代以来政府组织的医疗救治是“疫”成功的根本保证。正统十四年，淮阳发生了一场瘟疫。明英宗派了40多名御医到疫区救治百姓。然而，根据历史记载，官方在流行期间的“给药”和“处方”是免费的。
直到明清时期，“科学战争流行病”才有了划时代的突破——天花疫苗的普及，这是人类战胜传染病“天花”的经典案例——将天花病人用天花水泡的痘浆和天花疥疮的粉磨注射到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从而获得天花免疫力。历史资料表明，自明代以来，民间就一直使用科学的疫苗接种方法。
由于康熙帝从小就有天花的经历，他在推广和普及人类痘疫苗接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康熙开始，天花的预防和控制已经从简单的避免隔离转变为多层次的预防和控制。在他的推动下，清代的天花防治变得更加系统化。
公共卫生:艰难的开始
晚清时期，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防疫现代化逐渐开始。在防疫体系中,“公共卫生”的概念开始被接受和推广。
鸦片战争后，西医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此后，在洋务运动中，特别是在北洋海军的建设中，西医学校成为一个配套设施，这成为中国独立建立西医医院的开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了第一个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卫生部，负责审查医疗机构的设立、医生的检查、检疫计划、保健条例的审批等。1906年，卫生部升级为卫生部，隶属于民政部，负责防疫和卫生、药物检查、医院设置和其他事务。
卫生部(部)的建立标志着全国系统卫生管理的开始，标志着卫生管理上升为国家系统。
国家卫生局成立后不久，1910年底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鼠疫疫情。中国医生连德武第一次充分运用现代公共卫生理论和方法，在中国扑灭了这场大瘟疫。事后，清政府组织了第一次真正的国际会议——奉天国际鼠疫研究会，有来自12个国家的34名代表参加，确立了许多国际公认的防疫标准，为国际防疫合作奠定了基础。此外，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国家卫生防疫法，民政部起草了防疫条例，要求各省“从整体上遵守防疫事件”。迄今为止，国家一级的公共卫生系统已经形成。
然而，在晚清及以后的动荡时期，国家一级的公共卫生系统大多是纸上谈兵，无法实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才逐步建立起来，主要的传染病防治机构才得以建立和完善。资料来源:《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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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郑云特著《中国荒政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
2.王文渊“中国古代抗血脂思想方法及其现代应用研究”，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论文
3.《王玉德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江汉论坛》2003年第9期
4.邓《历史上抗击“疫”的良方》与《学习时报》2020年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