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谢尔莫丁，如今已是一名优秀的机长，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动作敏捷地跳到了地面上。一只野禽腾空而起，在他头顶上方飞旋。
她穿过公园街，向柯曾街她的住宅走去。在她的记忆中，当绣线菊绽放的时候，那里有杓鹬的啼鸣声，还有一位带枪的老人。
“婚戒必须戴在左手无名指上，才能发挥作用，”她说。就像学童一板一眼地背诵课文。
她娴熟地驾驶着汽车，灵巧地行驶在车道上，车道夹在榆树和橡树之间弯弯曲曲地延伸着，穿过绿草如茵的山坡。那山坡十分平缓，仿佛平静的碧绿潮水漫上了岸边。山坡上种着茂密的山毛榉和橡树，有几只小鹿在林间倘佯，一只白净如雪，另一只歪着头，因为它的一只角被铁丝网勾住了。眼前这一切，树林、小鹿和草地，令她心满意足，仿佛她的思绪化为了流水，围绕着它们潺潺流淌。转眼，她就到了庭园。几百年来，她每次来到这里，不是骑着马就是坐着六驾马车，男仆和随从前呼后拥。这里曾经羽翎摇曳，火把闪亮，满树怒放的鲜花在风中轻轻摇动。如今，这里只有她孤零零一个人，而那棵开满鲜花的树，如今树叶在秋风中瑟瑟凋零。看门人打开了大门。“早安，詹姆斯，”她说，“车上有一些东西，请你把它们拿进来好吗？”应该承认，这些字本身并无美感，也没有趣味性，更无关紧要，但此刻却沉甸甸胀鼓鼓的，饱含深意，仿佛树上落下来的熟透了的坚果。由此可以证明，貌似平庸的皱巴巴的表皮之内，一旦满满地充塞了意蕴，就会不可思议地给人的感官带来满足。此刻的情形正是如此，尽管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看似平凡。所以，当看到奥兰多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里脱下裙子，换上呢料马裤和皮夹克，人们会为那一连串动作带来的美感而陶醉，宛如观看鲁波科娃夫人表演的精采节目。然后，她大步来到了宴会厅，那里，她的老朋友德莱顿、蒲柏、斯威夫特、艾迪生都煞有介事地望着她，他们起先也许会说，“瞧，获奖者来了！”但随后他们就会想到，应该谈一谈获奖所涉及的二百几尼奖金，他们都点头表示同意。于是，他们仿佛在说，二百几尼。二百几尼可不是小数字。她切了一片面包和一片火腿，把它们夹在一起，吃了起来。她边吃，边来回踱步，从前陪客的习惯瞬间就被她不假思索地抛在了脑后。她踱了五六个来回之后，自斟一杯西班牙红酒，一饮而尽，然后又斟满一杯，端在手里，信步走过长廊，穿过十几间起居室，在挪威猎犬和西班牙猎狗的陪伴下，开始巡视她的庄园。
“恭迎圣驾，陛下，”她大声说道，深深地行了一个屈膝礼。“一如从前，我父亲，已故勋爵，将引您进去。”
他同时也看见了她。他还记得她，并认出了她。“奥兰多夫人！”他喊道，并向她挥帽行礼，帽子差点都扫到地面了。
“他坐在特薇切特的桌旁，”她追忆道，“领口脏兮兮的……是老贝克在量木材的尺寸吗？还是，莎—比—亚？（我们提到自己崇拜的人时，从来不会把他们的名字念全。）”她目光呆呆地盯着前方，大约有十分钟，汽车慢得仿佛停止不前了。
我们已经问过了人，也问过了鸟和昆虫，至于鱼嘛，据说，它们孤零零地住在绿色洞穴里，长年累月地听洞穴说话，但却从来不告诉我们它们听到了什么，所以没准它们倒知道什么是生活——我们该问的都问过了，可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聪明，反而变得更衰老，更冷漠（我们从前难道没有祈求过有那么一本书，人人都承认它精辟地概括了人生的真谛？）我们还是回去吧，读者正迫切想听一听生活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能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说，唉，我们不知道。
“真该死！”她咒骂道。因为这钟声在她听来振聋发聩——她眉头微蹙，娴熟地换挡，小汽车蹿了出去，在车流中拐来拐去地穿行，她的车技非常高超。她一边开车一边像从前那样大声喊叫着，“看清楚你们要往哪里去！”“你没有脑子吗？”“你为什么不明说？”她从摄政街开到秣市街，又开到诺森伯兰大道，上了威斯敏斯特桥，然后左拐，直行，右拐，再直行……除此之外，关于此刻的奥兰多，我们没什么可写的。
这些幻象的出现，令奥兰多大大松了一口气，她点燃一支烟，默默地吸了一两分钟，然后，迟疑不决地喊了一声：“奥兰多？”仿佛被她喊的这个人不一定就在现场。如果七十六个（随便说一个数字）不同的计时器在一个人的脑海里同时运转，那得有多少不同的自我——天哪，幸好不是所有的——同时寓居在这个人的精神世界里？有人说是两千零五十二个。如此说来，倘若这些自我里面正巧有人觉得很孤单，喊出了“奥兰多”（如果这是那人的名字），这不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吗？这一声呼唤的意思是，罢了，罢了，我对我的这个自我已经厌烦透了，我想要另一个自我。我们的朋友中经常有人就此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这种脱胎换骨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虽然人们可以像奥兰多那样（来到乡间寻找另一个自我），唤一声“奥兰多”，但她想要的那个奥兰多未必肯露面。我们建立起来的这些自我，像侍者手中摞起的盘子那样，层层叠叠，他们都各自另有寄托，有各自的脾性，各自小小的原则和权力，随便你把这些称作什么（这些东西通常并没有什么名称）。于是，有的自我只愿意在下雨的时候光临，有的自我只肯在挂着绿窗帘的房间里露面，有的自我只有琼斯先生不在的时候才肯出现，还有的自我非要你答应给它一杯酒才肯来——不一而足；因为每个人与自我之间达成的不同条件会根据经验成倍地增加——有些条件实在太荒唐，不值在此一提。
映入眼帘的一派胜景令她几乎晕眩。花园飞鸟，世事如常。在她写作的整个过程中，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停顿下来。
“昔日不再，我亲爱的夫人，”他接着说，这时，侍者端来脆皮大鲆鱼请他过目，他点头表示认可，“伟大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生活在一个江河日下的时代。我们必须珍惜逝去的，敬仰当下那些以古人为楷模、不为金钱而写作的作家，如今这样的作家寥寥无几了。”听到这里，奥兰多差点脱口喊出“荣跃”。是的，她发誓三百年前她听他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当然，提到的作家名字不同了，但意思没变。尼克·格林，虽然已封为爵士，但还是从前的他。当然，变化还是有一点的。他滔滔不绝地告诉她，他如何仿效艾迪生（他以前说的是仿效西塞罗，她想），早上躺在床上反反复复背诵名家名作，至少达一小时之久（她不无骄傲地想，是她每季度付他年金，他才有条件这么做），然后才动笔写作，这时写下的文字，才能免于时下的庸俗，净化我们可悲的母语（她料想他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当他喋喋不休地说这番话时，她觉得同三百年前的他没有分别。那么他究竟哪里变了呢？她有充分的时间问自己。他变胖了，可他已年近七十了。他穿戴讲究了，文学显然也能带来财富；但他过去那种骚动不安的活力不知怎么不见了。他的故事依然风趣，但却少了往日的随性和轻松。尽管他把“我亲爱的朋友蒲柏”，或“我那大名鼎鼎的朋友艾迪生”时时挂在嘴边，但他周身却散发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气息，这令她十分沮丧，而且，他如今更乐于对她讲述她所属的贵族阶层里的事，而不像从前那样津津乐道于诗人们的绯闻丑事。
眼下，我们唯一可以写的素材，就是窗外的景象。那儿，有几只麻雀、八哥，还有不少鸽子，一两只乌鸦，都在按照它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忙碌着，有的寻找蚯蚓，有的寻找蜗牛，有的扑打着翅膀飞上枝头，有的在草地上奔走。这时，有一位系着绿呢围裙的男仆从庭园走过，大概是去与后厨的某位女仆私下幽会，但在庭园里我们也看不出有什么证据，所以只能按下不提，惟有期盼他们结局圆满。浮云飘过，时而薄薄的一片云彩，时而厚厚的一团积云，把草地的绿色映照得忽而鲜亮，忽而暗沉。日晷以其特有的神秘方式记录着时光的流逝。闲得无聊的人们，不禁要对这种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生活抛出一两个问题。生活在歌唱，或者说，生活在低吟，犹如灶台上的一把水壶，可生活啊生活，你究竟是什么？你色彩艳丽还是黯淡无光？你是男仆的绿呢围裙，还是八哥掠过草地时留下的阴影？
长满羊齿草的小路，蜿蜒曲折地往山上延伸，一直通往山顶的那棵大橡树。比起1588年她初见它时的模样，如今的大橡树更高大、更粗壮，也更龙蟠虬结，但它依然风华正茂，在风中飒飒抖动的锯齿边小树叶，依然在枝头茂盛繁密。她扑倒在地上，感受树根的骨感，像脊椎伸出的肋骨，在她的身下纵横交错。她喜欢想象自己正骑在世界的脊梁上，她喜欢自己的身子贴着坚硬的东西。就在她扑倒在地的那一刻，有一本红布封面的四四方方的小书，从她皮外套的前胸掉了出来——是她的诗作《大橡树》。“我应该带一把小铲子来，”她想。但她即便真的带来了小铲子，似乎也不太可能把书葬在这里，因为树根上面的土层很浅。再说，她的那几条猎犬也可能把埋好的书再刨出来。这种象征性的仪式从来都不走运，她想。也许没有仪式更好。她正准备在葬书之前致辞几句（这本书是初版，上面有作者和艺术家的签名），“我把这本书作为给大地的回赠和贡品，葬在此处，”她刚要说出口，可是，天哪！人们一旦将词语大声说出口，听起来多么愚不可及啊！她会想起，那天老格林站在讲台上，称她堪与弥尔顿相媲美（唯一不同的是，弥尔顿是盲人），并把一张二百几尼的支票递给她。她当时脑海中就出现了山顶上这棵大橡树，她获得的称赞和奖金与这棵大橡树有何相干？她心中困惑。美誉和名望与诗歌有何相干？一本书出了七版与其本身的价值有何相干（她这本书至少已经出了七版）？写诗难道不是一种私密的交流吗？难道不是一个声音对另一个声音的回应吗？如果写诗本身就是一个声音回应另一个声音，那么，这一切就都错了——这无聊的谈话、美誉和指责，遇见欣赏自己的人还是不欣赏自己的人，都与诗歌无关。这么多年来，对树林轻轻哼唱的古老歌曲，对农庄，对门前亲密交颈的棕色大马，对铁匠铺和厨房，以及辛勤孕育麦子、芜青和青草的田野，盛开着鸢尾花和蝴蝶花的花园，她都作出了回应，虽然她的回应是木讷的，但还有什么回应比她的更贴心、更温存、更像恋人之间的柔情做爱呢？
“啊，萨莎！”奥兰多惊呼起来。的确，她十分震惊，没想到萨莎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体态如此丰腴，神情如此慵懒。她于是低下头来看床单，好让眼前的幻景，那身披裘皮的半老徐娘，那身穿俄罗斯长裤的姑娘，以及所伴随的蜡烛、白花和老船的气味，统统消失在她的身后。
“一只小游船，一只小游船，一只小游船，”她反复念叨着，迫使自己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尼克·格林对约翰·多恩的评论文章不重要，八小时法案或协议或工厂法也不重要，重要的，反而是那些没什么实用价值的、随兴所至的、狂飙激澜的东西，令人为之献出生命的东西；它是红色的，紫色的，蓝色的；它爆发而出，喷射飞溅；就像红色的风信子（她正走过一片开满红色风信子的花圃）；它脱离了人性的败坏、依附和劣迹斑斑，不在意人们的出身门第；它就像我的风信子，我的意思是，它就像我的丈夫邦斯洛普，率性随意，又有点荒诞不羁——“陶醉”才是重要的，这就是“蟒湖上的小游船”和“太令人陶醉了”的含义。于是，当她站在斯坦霍普门，等着穿过车水马龙的路口转到公园街时，就这样大声地胡言乱语着。因为丈夫长期不在她身边，只在无风的季节才回来，所以她才会这样大声地自言自语。如果她按照维多利亚女王所倡导的，长年与丈夫厮守在一起，情形无疑会大不相同。因为她有时会突然想起他，觉得有话必须马上对他说。她一点也不在意自己说的话多么荒诞无稽，或多么杂乱无章。尼克·格林的文章把她推到了绝望的深渊，而小游船又把她带到了喜悦的巅峰，所以她站在路口，口里反反复复地念叨着“陶醉，陶醉”。
她迈进门槛的时候想，她还记得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曾说过什么，但她的记忆被卡住了。在她那朴素无华的十八世纪风格的客厅里，她仿佛能看到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把帽子放在这边，大衣放在那边，他举止优雅，令人看了赏心悦目。可如今，客厅里凌乱地堆满了包裹。就在她坐在海德公园的那会儿，书店老板已经把她订购的书送来了。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书籍，用灰色的纸包裹着、用细绳扎得整整齐齐，把整个房子塞得满满的，不时还有包裹从楼梯上滑下来。她竭尽全力抱起几个包裹，把它们搬进了自己的卧房，又吩咐男仆把其他包裹都搬进来，然后飞快地剪短了包裹上那数不清的细绳。一转眼，她就陷入了书山书海的重围之中。
“夫人，您今天要买些餐巾、毛巾和尘拂吗？”那店员追问道。幸亏奥兰多有那张购物清单，她此刻取出单子看过以后，才镇定自若回答道，她只剩一件东西要买，就是浴盐；在别的商品部。
随后，我们穿过荒草地上的小径，疲惫地登上了高高的山脊，山峦一片忧郁黯淡的紫色。我们扑倒在地，躺在那儿浮想联翩；我们看见一只螳螂，正忙着把一根稻草运回它的巢穴。生活就是劳作（如果我们可以用劳作这个神圣而又亲切的词语来表述它来来回回的搬运），螳螂如此说道，或者，这仅仅是我们的解释，根据它被尘土呛得发出呼哧呼哧的喉音而作出的释义。蚂蚁和蜜蜂都赞同螳螂的说法。可是，倘若我们在这儿躺的时间久一些，等到傍晚时分飞蛾飞过来时，我们可以再问一问飞蛾。飞蛾在苍白的石南花果中悄然飞行，在我们的耳边发出疯狂的低声呓语，犹如暴风雪中传来电报线的低鸣声，嘻嘻，呵呵，生活就是笑声！飞蛾说。
尼古拉斯爵士却兴致很高。他解释说，他言下之意是，如果他给某位出版商（他提到一家非常有名的出版社）写张字条，他们会很乐意把这本书列入他们的书单。他或许还能同他们商量，两千册以下的版税是百分之十，超过两千册的版税为百分之十五。至于书评嘛，他将亲自给某某先生写张字条，这位先生是最有影响的评论家。然后他再恭维恭维编辑的太太——对编辑太太的诗作吹捧两句——总不会有什么坏处。他还将去拜访一下……他口若悬河地说着。奥兰多却一句也听不懂，而且根据以往对他的了解，她也不相信他有什么好意。但她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的安排，这显然是他所希望的，也是那部诗稿所热切期盼的。于是，尼古拉斯爵士把这部血迹斑斑的手稿理成整齐的一摞，平平整整地放进自己胸前的口袋里，生怕把他的礼服弄得走了形。两人又寒暄了几句，便各自离去。
她话音未落，午夜的第一下钟声敲响了。一阵现时的凉风从她脸上扫过，给她带来一丝担忧。她焦虑地仰面望天，天空乌云密布，黑沉沉的，狂风在她耳边呼啸。可她听出风的呼啸声中，夹杂着飞机的轰鸣声，一架飞机正朝她这边飞来。
欢呼吧！人类的自然欲望！欢呼吧！幸福！至高无上的幸福！还有种种欢愉，比如鲜花和美酒，虽然鲜花会凋谢，美酒会醉人；比如星期日花半克朗买张车票逃离伦敦，在昏暗的小教堂里哼唱关于死亡的圣歌。只要能把巩固帝国的那些事暂时搁下，比如书写和阅读、文件书信的往来，以及铁路网的建设，随便什么事都值得欢呼，甚至女店员那涂得粗粗弯弯的口红（仿佛朱庇特用蘸了红墨水的大拇指笨拙地在她唇上划了一道标记），也值得欢呼。无论男性小说家怎么看待幸福，无论他们是祝福，还是否认，欢呼吧，幸福！欢呼翠鸟在泰晤士河两岸穿梭飞翔，欢呼一切自然欲望得到满足。欢呼！无论幸福是什么形式，惟愿幸福千姿百态，奇妙无穷。因为黯然阴郁的溪流在流淌——不知是否像韵文里唱的只是“一场梦”——但我们日常的生活比这更糟、更令人窒息——没有梦幻，只是活着，自鸣得意，口若悬河，麻木不仁，生活在大树的浓荫覆盖下，当翠鸟在河岸间匆匆掠过，转瞬消失的时候，那团橄榄绿色的阴影遮蔽了它翅羽上那一道蓝色。
且慢！且慢！翠鸟来了；翠鸟没来。
“夫人，这是最上乘的爱尔兰亚麻，”那店员一边说，一边把床单在柜台上摊开，——他们遇见一位拣枯树枝的老妇。此刻，就在奥兰多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摸着亚麻床单时，通往另一个商品部的弹簧门猛地打开了，这扇门的另一边也许是出售各种花哨饰物的商品部。从打开的门里飘来一阵柔和的香气，好像是那种粉红色蜡烛的味道，那香气袅袅婷婷，像贝壳一般将一个人团团裹住——那人年轻、苗条、迷人，是小伙子还是姑娘？——啊天哪！是个姑娘！身披裘皮，戴着珍珠项链，穿着俄罗斯长裤；但她背信弃义，背信弃义！
奥兰多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失望。这么多年来（经历了离群索居、社会地位的变化和性别的转换），文学在她心目中，风一般狂野，火一般炽烈，闪电般迅疾；文学离经叛道，桀骜不驯，不拘常礼。可你瞧，文学现在成了一位身穿灰色礼服、满口公爵夫人的老人。在难以抑制的极度幻灭中，奥兰多上衣胸口的一个搭扣或一颗纽扣迸开了，有样东西从她怀里滚落到桌面上，那是她的诗作《大橡树》。
说真的，奥兰多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一直以来，这部诗稿就总在她怀里揣着。这令尼古拉斯爵士觉得十分好笑。
“尼古拉斯爵士！”奥兰多惊呼。凭着直觉，奥兰多从他的举止判断，这个伊丽莎白时代的穷酸文人，曾经挖苦嘲讽过她以及其他许多人，如今发迹了，肯定已经被封为了爵士，而且无疑还得到了很多其他封赏。
事实上，当人处于某种精神状态时（护士们喜欢用这词儿），眼里看到的东西不再是其本身，而成了别的东西，且变得更醒目，更重要。奥兰多此刻正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她泪眼蒙蒙地望着蟒湖，在这种心态下看蟒湖，那微波涟漪就好比大西洋的惊涛骇浪；小小的游船则宛如远洋巨轮。因此，奥兰多误把那小小的游船认作她丈夫的双桅船了，误把她用脚尖踢出的水波认作了合恩角的滔天巨浪；当她目睹那小游船被波浪推向高处，便恍惚看到邦斯洛普的船攀上了透明玻璃墙一般高高的浪尖，它越攀越高，直到一排裹挟着成千上万死神的白色巨浪袭来，把船卷入了浪底。船在成千上万的死神中穿行，消失了——“它沉没了！”奥兰多迸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可是，瞧啊，它又在大西洋彼岸出现了，在一群鸭子的簇拥下，安然无恙地航行着。
可是，且慢！且慢！我们这一次并不打算去那些晦暗不明的地方。一道蓝光，在眼底的最隐秘处闪过，他腾空飞起，好似划亮了一根火柴，火光闪闪，惊扰了沉睡的梦境；是那只翠鸟；红红的、稠稠的生命之流再次奔涌而来，仿佛回流的潮汐重又升起。一个泡又一个泡，一滴又一滴；我们站起身来，我们的目光（一段韵文可以巧妙地带我们度过这从死到生的尴尬时刻）落在——（此刻，手风琴声嘎然而止）。
“阴魂不散！”她喊了起来，猛踩下了加速器踏板，“阴魂不散！都是些自幼便萦绕着我的魅影。一只野鹅飞过。野鹅从窗前一掠而过，飞向大海。我跳起来，伸出手想抓住它（她紧紧握住方向盘），但它飞得太快了。我曾在很多地方看到它——在英格兰、波斯、意大利，但它总是飞得那么快，飞向大海。而我，总是在它的身后撒下一片文字（她的手猛地向外甩了一下），那片文字就像一张大网，可是待我把网收回来，网里却只有水草，就像我在码头上看到的那些收回来的网。有时，网底会有几块银子——六个字而已。而生活在珊瑚丛中的那条大鱼，却从未被网罩住。”说到这里，她低头思索起来。
她为自己的疏忽而深深自责，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路上看不到一辆马车经过，宽阔、漂亮的大街出奇地显得空空荡荡，只见一位年长的绅士迎面走来。她隐约觉得他的步态颇为熟悉。当他渐渐走近时，她便肯定自己曾经见过此人。可是在哪里见过呢？眼前这位，衣冠楚楚，体态臃肿，富态十足，手里拄着手杖，胸前扣眼里别着一朵鲜花，胖胖的脸上红光满面，蓄着八字须，他会不会是，天哪，正是他！她的老朋友，她很久以前的老朋友，尼克·格林！
此刻，瞧，工厂的烟囱浓烟滚滚；瞧，市府职员们乘着小船在河面上匆匆而过；瞧，牵着狗的老妇在散步，头一次戴上新帽子的年轻女仆，把帽子戴歪了。瞧他们这些人。上苍仁慈地赦免人类，允许他们把秘密隐藏在心中，但我们却被这些秘密所诱惑，锲而不舍地探寻着，猜测着那些也许是无中生有的事；透过雪茄烟的袅袅烟雾，我们依然能看到人类自然欲望的燃烧，以及欲望得到满足时的欢欣，那种欲望，是对一顶帽子、一条小船以及地沟里一只老鼠燃起的欲望；就像当年人们目睹的，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清真寺尖塔前面的田野上熊熊燃烧的烈焰——我们的思绪泼洒在浅草洼里，栖息在手风琴声中，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跳跃着。
她把笔狠狠地插进墨水瓶，令她惊讶的是，墨水竟然没有溅出来。她把笔提起来，笔尖浸透了墨汁，但却没有往下滴。她挥笔写了起来。文思虽然有些迟缓，但毕竟一点一滴涌了出来。啊！这些文字有意义吗？她疑惑起来。突然感到心里一阵慌乱，唯恐手中的笔又像从前那样我行我素，玩什么恶作剧。她把写下的文字读了一遍：
“是个漂亮的男孩，夫人，”助产婆班廷太太说着，把奥兰多的头生子送到了她的怀抱里。换一种说法，在3月20日，星期四的凌晨三点钟，奥兰多平安产下一子。
那么，欢呼幸福吧，但幸福之后，继之而来的梦境，却不值得欢呼了。在梦境中，清晰的影像变得虚浮膨胀，就像乡村小客栈店堂里污迹斑斑的镜子，把脸照得变了形。当我们在睡梦中时，梦境击碎了一切，将我们撕成碎片，害得我们伤痕累累；但是，睡吧，睡吧，当我们深深陷入沉睡中，一切有形的东西都将被碾成柔软无比的粉尘，变成神秘莫测的污水，而我们，仿佛缠着裹尸布的木乃伊，或一只蛾子，蜷缩着，俯卧在睡眠底层的沙地上。
“统统见鬼去吧！”她大声说道，一副故态复萌的样子，“那就继续写！”
这些话都是从她嘴里一字一句清楚地说出来的，但我们不能隐藏的事实是： 她此刻对眼前的一切都视若无睹，她常常会把一只羊看作一头牛，把一位名叫史密斯的老人当做那个名叫琼斯的毫不相干的人。那片阴影，那片因为看到没有指甲的拇指而头晕眨眼投下的阴影，在她的脑后（离视觉最远的部位）变得愈加浓密，变成了一个幽暗的池塘，而隐藏在这幽暗深处的东西，几乎无人知晓。此刻，她俯视着这个池塘或大海，水面倒映出了一切——没错，有人说，当视觉中的世界变得模糊时，我们最炙热的情感、艺术和宗教，都是脑后那个幽暗空穴里的倒影。此刻，她凝视着那幽暗的深处，若有所思，旋即，她上山的那条长满羊齿草的小路已不再是一条完整的小路，小路的一部分已经变成了蟒湖；欧楂树丛也有一片变成了正襟危坐的贵妇和绅士，贵妇们手拈名片盒，绅士们手执金晃晃的手杖。有些羊群变成了梅菲尔区高大的住宅；所有一切都变得似是而非，她的大脑仿佛是一片被分隔得七零八落的森林。各种事物时远时近，忽分忽合，在光与影连续不断的交叉中，形成了怪异至极的连接和组合。若不是追逐野兔的挪威猎犬卡努特提醒她，她不会想起此刻大约四点半了——实际上已是五点三十七分——她已然忘却了时间。
“时光飞逝，离我远去，”她一边想，一边竭力使自己心平气和，“这就是人到中年。多么奇怪啊！所有事物都不再单纯。我拎起手袋，脑子里却出现了那位冻死在冰面下的贩苹果老妇。有人点燃了一支粉色蜡烛，我却看到了一位穿着俄罗斯长裤的姑娘。当我走出门外——就像我现在这样，”她来到了牛津街上，“我闻到了什么气味？牧场的草香。我还听到了羊儿头上的铃铛声，看到了群山峻岭。这是土耳其？还是印度？抑或是波斯？”泪水涌了上来，盈满了她的眼眶。
奥兰多吓了一跳，手捂胸口，脸色惨白，不过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因为还有什么比现代的面貌更可怕的呢？我们之所以能处变不惊，完全是因为我们的身前身后有过去和未来为我们庇荫。不过，我们现在可没有时间来思考这一问题，因为奥兰多已经迟了。她跑下楼去，跳上她的汽车，启动了发动机，疾驰而去。一幢幢泛着蓝光的巨型建筑物高耸入云；烟囱上的红色通风帽散乱地点缀着天空；路面像铺着银色钉子一般闪闪发光；脸色苍白得像雕像一般的司机，驾驶着公共汽车冲她迎面驶来；她特别留心到海绵、鸟笼和一箱箱绿色的油布。然而，她此刻正行走在现代这座独木桥上，她绝不允许眼前这一番景象渗透到她脑海中一丝一毫，不然她就会坠入桥下湍急的洪流中。“你们走路怎么不看方向？……把你的手伸出来，行吗？”——她正颜厉声地说道，那些话仿佛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此刻大街上拥挤不堪，人们不顾东南西北地到处乱穿。平板玻璃橱里五光十色，七彩缤纷，人们围着橱窗嗡嗡嗡地说个不停，奥兰多觉得这些人就是蜜蜂。奥兰多想——但她的思绪被猛地剪断了，因为她眨了眨眼睛，看清了他们原来是一群人。“你们走路怎么不看方向？”她厉声喊道。
“一部手稿！”尼古拉斯爵士说着，戴上了他的金边夹鼻眼镜。“真有意思，有意思极了！请允许我拜读一下。”时隔三百年后，尼古拉斯·格林再次拿过奥兰多的诗作，在堆满咖啡杯和酒杯的桌上翻开手稿，读了起来。但这一回的评价却与上回大相径庭。他一边翻阅着，一边说，这部诗作令他想起了艾迪生的《凯托》，又说，这部诗作可与汤姆逊的《四季》媲美。他无比欣慰地说，诗中丝毫没有现代精神的痕迹，充满了对真理、大自然和人类心灵的关怀，在如今这个没有操守的荒诞年代，实在难能可贵。这部诗稿当然应该立刻出版。
她此刻满眼含着泪水、满目波斯高原幻景，准备钻进她的小汽车，读者看到这番情景时，不免会觉得她的思绪游离于现时太远了。的确，对于那些熟谙生活技巧，通常又是默默无闻的人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能设法把自己人生的六十或七十年时间调整得同每个正常人的时间节奏一致，因此，当钟敲响十一点的时候激。因为奥兰多极度担心，假如时代精神仔细检查她头脑里的内容，或许会发现其中隐藏着严重违禁的东西，并因此对她实施重罚。她无非是靠一些小伎俩，比如戴上婚戒，在荒草地里邂逅一位男子，热爱大自然，不冷嘲热讽，不愤世嫉俗，不当心理学家，以此表现出对时代精神的顺从，才得以侥幸逃脱检查，不然那些违禁品便会瞬间暴露无遗。她大大松了一口气，是的，她当然可以这么做，因为作家与时代精神之间的交易可谓奥妙无穷，作家作品的命运全都取决于作家与时代精神之间达成怎样的协议。奥兰多定下的这笔交易，令她自己的处境十分愉快，她既不必与时代对抗，也不必屈从于它。她既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所以，她现在可以写作。她已经写了，并继续写啊写。
“双人床单，”奥兰多梦呓般地念叨着，因为她此刻心里正思忖着，一张铺着银色床罩的双人床，似乎显得房间的格调有点庸俗——房间里一片银色，但她当年装饰这间卧房的时候，正对金属色格外着迷。那男店员去拿双人床单了，她掏出一面小镜子和一块粉扑，一边漫不经心地往脸上略施薄粉，一边想，如今的女人，与她初变女人、躺在“倾心夫人”号甲板上的那个年代的女人相比，已不再有那份委婉含蓄了。她细心地在鼻子上略施粉黛。她从来不在面颊上扑粉，因为说实话，她虽然已经三十六岁，但岁月在她脸上并未留下痕迹，她依然像从前那样嘴唇微翘、神情忧郁、美丽漂亮、肤色红润（如萨莎所说，像一棵闪烁着千万点烛光的圣诞树），她还是当年和萨莎一起在冰封的泰晤士河面上滑冰时的昔日容颜。
奥兰多此刻正是如此，她把车停在谷仓旁的拐弯处，探寻地唤了一声，“奥兰多？”但她等了半天，那个奥兰多并没有出现。
“那好吧，”奥兰多大度地说，人们通常在这种时候都会很宽宏大量。她又试着呼唤另一个自我，因为她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自我可以呼唤。一个人可能拥有上千个自我，但我们的传记没有那么多篇幅来一一描述，只需写出其中六七个自我就足矣。所以，我们选择那些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自我。比如，奥兰多此刻呼唤的自我，可能是那个挥剑砍落摩尔人骷髅的少年；那个用绳子重新把骷髅高高吊起的少年；那个坐在山头上的少年；那个遇见诗人的少年；那个捧着玫瑰花水呈给女王的少年；或许，她此刻呼唤的，是那个深爱着萨莎、身为王室大臣、外交大使、军人、旅行者的青年男子；抑或，她此刻想要的那个自我，是一个女人，那混迹于吉普赛人的女子、那典雅高贵的夫人、那离群索居的贵妇、那热爱生活的姑娘、文学的女赞助人、那位呼唤马尔的女人（马尔在此意味着热水汤浴和夜晚的炉火），或呼唤谢尔莫丁的女人（谢尔莫丁在此意味着秋日树林里的番红花），或呼唤邦斯洛普的女人（邦斯洛普在此意味着我们每天都经受一次死亡），或这三个自我合在一起的那个女人——这个自我的含义极为丰富，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细述——所有这些自我千姿百态，各不相同，她可以呼唤它们中的任何一个。
“在这儿！谢尔，在这儿！”她冲着月亮袒露出她的前胸（此刻的月光明媚照人），好让她胸前的珍珠项链在月光下闪闪发光，一颗颗宛如巨型月蜘蛛产下的一枚枚蛋。飞机冲破云层，来到她的头顶上方，盘旋着。她的珍珠在黑暗中仿佛磷光闪耀。
用这种方法写传记，不能说没有好处，但却空洞乏味，久而久之，读者也许会抱怨，说他自己也会背诵日历，所以无论霍格思出版社给这本书的定价多么合理，他都不会掏钱去买。但如果传主，比如我们写的奥兰多，把传记作者置于某种尴尬境地，传记作者又能怎么办呢？生活，是小说家和传记家惟一的主题，每一个懂行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这些权威人士还会断言，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沉思，这不算生活。思想与生活，风马牛不相及。那么，因为奥兰多此刻所做的，正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沉思——所以在她结束冥想之前，我们除了背背日历，数数念珠，撸撸鼻子，拢拢炉火，望望窗外，便没什么事好做了。奥兰多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屋里静得连别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倘若真有一个别针落在地上就好了！那也可算是一种生活。或者，有一只蝴蝶振颤着翅膀从窗口飞进来，落在她的椅子上，我们也可以写一写。再或者，假如她站起身来，拍死一只黄蜂，那我们马上就有内容可以写了，因为黄蜂流血了，哪里有鲜血，哪里就有生活，哪怕只是一只黄蜂流出的血。虽然与杀人相比，杀死一只黄蜂微不足道，却也能成为小说家和传记家的主题，总比整天坐在椅子上胡思乱想，每天一根烟、一摞纸、一支笔和一个墨水瓶强多了。我们也许会抱怨传主（我们已经失去耐心了），如果传主体谅一点传记作者该多好啊！传记作者为了写传主已经殚精竭虑，当他看到传主从自己的手心里溜走，沉湎于冥思和幻想，当他目睹她长吁短叹、脸色时而泛红，时而苍白，目光时而明亮如炬，时而如晨曦朦胧暗淡，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烦恼的呢？当这一幕幕情感骚动的无声表演展现在我们眼前，而我们又深知这一切都起因于微不足道的小事，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难以启齿的呢？
“太令人陶醉了！”她高呼，“太令人陶醉了！电报局在哪里？”她思忖着，“我必须马上给谢尔发一封电报，告诉他……”她一边匆匆赶往公园街，一边嘴里颠来倒去地念叨着“蟒湖上的小游船”和“太令人陶醉了”，因为这两句话可以互换，它们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
也正是在此刻，当她不再呼唤“奥兰多”，脑子里苦苦思索别的事时，那个她之前呼唤的奥兰多不请自到了。她之后发生的变化就是明证（此刻她已经驶进大门，进入了她家的庄园）。
我来到一片旷野，青青的绿草
得出结论后，奥兰多伫立在窗前，久久凝视着窗外。因为任何人一旦得出某个结论，就好比把球抛过了球网，必须等待那个无形的对手再把球抛回来。她想知道，切斯特菲尔德公馆上空那片苍白晦暗的天穹，会把什么抛给她呢？她十指相扣，久久地站在那里沉思。突然，她吃了一惊——此刻，我们惟愿纯洁、贞操和谦恭三位小姐像上次一样，把门推开一条缝，这样至少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让我们想一想，作为传记作者，该如何巧妙地掩饰这一段不得不写的史实。可是，这三位小姐没出现！当年，她们把洁白的衣裙抛给赤身裸体的奥兰多，结果眼巴巴地看着那裙子落在了离她几英寸远的地方；如今过去了这么多年，她们早已放弃了与她的交往，现在正忙着别的事呢。那么，在这个灰蒙蒙的3月早晨，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去缓和、掩盖、隐藏、遮蔽那件不可否认的事吗？无论那是什么事？奥兰多突然受到惊吓以后——感谢上苍，就在此刻，窗外传来了老式手摇风琴声，如今，依然不时有意大利琴师在后街小巷里摇这种风琴。琴声轻轻的，风笛般悠扬，长笛般清亮，时断时续。我们不妨就让这琴声打断我们的叙述吧，就当它是天籁之音，尽管它很微弱，嘎吱嘎吱，上气不接下气。让我们就用这琴声来填满这一页，直到那不可否认的时刻到来。男仆和女佣都预见到了即将来临的事，读者也同样有预感。就连奥兰多本人也无法对此再置之不理了。就让手风琴声载着我们的思绪飘荡吧，在音乐声中，我们的思绪犹如一叶扁舟随着波浪颠簸起伏，这最简陋、最飘忽不定的载体，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屋顶上，带到了洗晒衣服的后花园——这是哪儿？你还认得那片绿地吗？还认得位于正中的尖顶和两侧各蹲一只狮子的大门吗？啊，对了，这是邱园！好吧，就邱园吧。所以，我们此刻到了邱园里，今天是3月2日，我领你们看一看这邱园。在那棵李树下，盛开着风信子和番红花，还有杏树上含苞欲放的花蕾。走到那棵李树下，我们就会联想到球茎，毛茸茸的、红色的球茎，10月的时候插入大地，眼下已开花结果。我们会浮想联翩，想起更多难以启齿的事。我们会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或一支雪茄，把斗篷抛在大橡树下（为了押韵起见，此处用“橡树”oak对应前面的斗篷cloak），坐下来等待那只翠鸟，据说有人曾在傍晚时分看到它在泰晤士河两岸穿梭飞翔。
他又向她鞠了一躬，表示承认她的判断完全正确。他现在是爵士，文学大师，教授，他著作等身。一句话，他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影响的评论家。
电报发出后，要过几个小时才有回音。她瞥了一眼天上匆匆掠过的流云，心想，合恩角可能正狂风大作，而她的丈夫此刻也许正攀在桅杆顶上，也许不是，他正在奋力砍断绳索，把折断的翼梁抛进海里，也许，他此刻正孤单一人坐在救生筏上，手里只剩一块饼干。于是，她离开了电报局。为了打发时间，她走进了电报局旁边的一家商店。这样的商店在我们今天比比皆是，无须多费笔墨。但在奥兰多眼里，却十分新奇。这是一家书店。而奥兰多有生以来却只知手稿。她拥有斯宾塞的手稿，那粗糙的棕色稿纸上，有作者密密麻麻难以辨认的手迹。她还曾见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手稿。她还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开本的手稿，里面常常夹有赞美她的十四行诗，有时还夹着一绺头发。可眼前这一小本一小本的书，却令她惊讶不已，它们封面漂亮，整齐划一，但并不经久耐读，因为这些书都印在薄纸上，用薄纸板装订。莎士比亚的全套作品，只需半个克朗就可买下，并装在衣服口袋里。但说实话，恐怕难以阅读，因为字印得太小了。但不管怎样，毕竟令人叹为观止。一部部著作——都是她认识或听说过的作家的大作，满满地陈列在书架上，从墙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桌上和椅子上也随意地扔着几本“著作”，她翻看了一两页，大多是尼古拉斯爵士和其他评论家对他人作品的评论。她天真地以为，这些人写的东西既然已经被印刷出来，并装订成书，那他们必定也都是了不起的作家。于是，她作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即把店里所有的名著悉数买下，并要求店老板把书送到她的家里。她说完就走出了店门。
“背信弃义！”奥兰多高声喊道（那男店员已经走开了），整个店堂里仿佛翻卷奔腾着浑黄的洪水，远远地，她看到一艘俄罗斯舰船上的桅杆屹立在出海口。而那阵香气幻化成的贝壳，竟神奇地变成了一个平台，或一个讲台（可能那扇弹簧门又开了一次），从台子上走下来一位体态丰腴、身披裘皮的女人，这位保养得非常好、性感迷人、头戴小王冠的女人，是一位大公的情妇。就是她，倚在伏尔加河畔，吃着三明治，眼睁睁地看着他人溺水身亡；而此刻，她正穿过店堂，朝奥兰多走来。
她说这话时，声音很大，似乎是刻意提高了嗓门，希望某个可以给她忠告的人，无意中听到她的话。当她现在终于可以冷静思考了，她脑子里想的是，她的所作所为对当今的时代精神会产生什么影响。她迫切想知道，这个时代是否认可她与谢尔莫丁的订婚和结婚。她自己的感触自然更多。自从那晚在荒草地邂逅谢尔莫丁之后，她的手指再也没有刺痛过，或者说，那种刺痛根本不算什么了。但她不能否认，她心中仍然疑惑重重。没错，她嫁人了；但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长年在合恩角海域航行，这能算是婚姻吗？如果这个女人喜欢他，就算是婚姻吗？如果这个女人喜欢上别的人，那算是婚姻吗？说到底，如果这个女人最渴望的仍然是写诗，那算是婚姻吗？她心存疑惑。
奥兰多走在大街上。她已经习惯在胸口揣着那部诗稿了，此刻她觉得胸口空落落的。诗稿不在了，她变得无事可做，惟有胡思乱想了——这也许是思考人类命运的难得时机。此刻的她，一位已婚女子，戴着婚戒，走在圣詹姆斯大街上。这里原先有一家咖啡馆，如今变成了一家餐馆；正是下午三点半的时候，阳光明媚。街上有三只鸽子、一只混种小猎犬，两辆带篷的双座小马车，还有一辆四轮敞篷大马车。那么，生活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无缘无故地闯入了她的脑海（也许是老格林引起的）。每当她脑子里突然冒出什么想法，她便会马上跑到附近的电报局，给她（在合恩角）的丈夫发电报。读者对此无论是褒是贬，都不妨将此作为评判他们夫妇关系的依据。而此刻，她附近正巧有一家电报局。“我的天谢尔，”她在电报中写道，“今天 生活 文学 格林……”她的电报文用的是他们两人发明的暗语，这样只需一两个字就能表达错综复杂的心绪，而再聪明的电报员也摸不到头脑。在电报的结尾，她用“拉蒂根 格鲁姆弗勃”精确地概括了一切。整个上午发生的事，不仅使奥兰多感触极深，即便是读者也不会不注意到，奥兰多成熟了——不一定变得更好——而“拉蒂根 格鲁姆弗勃”描述的正是她纷乱复杂的心理状态。这其中的蕴意，读者只要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集自己的全部智慧，便知分晓。
此刻正是一片寂静。时近午夜，月亮在旷野上缓缓升起，地上有一座古堡在月光中魅影憧憧。那是一幢高高矗立的大宅，银色的月光照亮了它所有的窗户。围墙和房体都看不见。一切都是魅影。一切都寂然无声。一切都在月光映照下闪闪发光，似乎正在等待一位已故女王的驾临。奥兰多俯视山下，看到庭园里深色的羽翎在摇曳晃动，火把的亮光在跳跃闪烁，照亮了跪在地上的人影。御辇中又一次走出一位女王。
此刻，她带着她的那群猎犬漫步在长廊上。长廊上铺的橡木地板是从一整棵橡树上锯下的。倚墙而列的一排排椅子上的天鹅绒面罩已经褪色，它们伸出扶手，准备迎接伊丽莎白女王，詹姆斯国王，或莎士比亚，还有从未光临过的西塞罗。这情景令她感伤万分，她解开圈住这些椅子的围栏，坐到女王坐过的位子上；她翻开伊丽莎白女王桌上的一本手稿；她用手指抚弄着陈年的玫瑰花瓣；她用詹姆斯国王用过的银发刷梳理自己的短发；她还在他的床上蹦了几下，把脸紧紧地贴在那陈旧的银色床罩上（虽然路易丝换上了新床单，但再也不会有国王睡在上面了）。房子里到处都是防虫的熏衣草香囊，到处贴着“请勿触摸”的字条，虽然这些字条是她亲手贴的，但仍不免觉得碍手碍脚。这房子已不再完全属于她了，她叹息道。如今，它属于时代，属于历史，已不再受人的支配，也不再允许人的触摸。再也不会有人把啤酒洒得到处都是，也不会有人把地毯烧出一个洞了（她正在尼克·格林曾经住过的房间）。两百个仆人端着热气腾腾的盘子、捧着壁炉用的柴火在走廊里奔忙喧腾的场面，也不会再出现了。宅子外面的作坊里也不会有人酿麦芽酒、制蜡烛、做马鞍和磨石料了。榔头和木槌的敲打声如今也听不到了。椅子没人坐，床没人睡；金酒杯银酒杯都被锁进了玻璃柜里。在这空荡荡的深宅大院里，寂静扑打着它那巨大的翅膀，上下扇动着。
她来到了海德公园。这个古老的公园她太熟悉了（她还记得，就在那棵被劈为两半的大树下，莫罕勋爵的剑刺穿了汉密尔顿公爵的身体）。她的嘴唇翕动着，口里念念有词地复述着电报的内容： 今天 生活 文学 格林 拉蒂根 格鲁姆弗勃。引得几个公园管理人满腹狐疑地打量她，直到看见她脖子上戴的珍珠项链，才知她不是因为神志不清而胡言乱语。这都是她的嘴惹的祸。此刻，她趴在树下，摊开从书店拿来的报纸和评论期刊，支着胳膊肘，潜心领悟这些大师们精湛的散文艺术。由于她还是像从前那样容易盲目轻信，所以即便是含糊其辞的周报，在她眼里也神圣不可侵犯。她支着胳膊肘躺在地上，开始读尼古拉斯爵士的一篇评论文章，他所评论的诗集作者是约翰·多恩，这个人她认识。离她躺的地方不远就是蟒湖，但她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耳边不断传来狗吠声，和川流不息的马车轮子声。树叶在她头顶上轻声叹息。离她几步远的地方，不时有飘着穗带的裙子和猩红色的紧身裤穿过草地。一次，一只巨大的橡皮球蹦到了她的报纸上。从树叶缝隙里透出的光，紫的，黄的，红的和蓝的，照得她手指上的翡翠熠熠发光。她读一句，仰头望望天空，望一眼天空，又低头读一句。生活？文学？生活体现在文学中？谈何容易！这边过来了猩红色的紧身裤，对此艾迪生会如何描述？那边过来了两只倒立着打转的狗，对此兰姆又将如何描述？读了尼古拉斯和他那些朋友的文章（在读的过程中，她不时观赏着四周景色），不知怎么在她心里留下了一种印象，这些文章让人觉得，最好永远永远不要吐露心声，而这种感觉令人十分不爽。她站起身来，信步而去。（她驻足于蟒湖岸边，浓绿的湖水泛着青铜色，蜘蛛般纤小的船儿在两岸间穿梭。）她还在想，他们的文章让人觉得，写作时永远永远不能写自己（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眶）。但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她边想边用脚尖把一叶小舟推离了岸边（十分钟前刚刚读了尼古拉斯爵士的文章，而此刻他的文章连同他的房间、他的脑袋、他的猫、他的书桌以及与他共处的那些时光，全都浮现在她眼前），如果散文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觉得我做不到，她想，我觉得我不可能坐在书房里，不，不是书房，是抑郁的起居室里，整天与英俊的小伙子们聊天，告诉他们一些奇闻轶事，比如塔珀如何对斯迈尔评头论足，并让他们不要外传。她伤心地抹去了自己的眼泪，继续想道，这些都是男人的行事方式，而我，讨厌公爵夫人，不喜欢蛋糕。虽然我也并非完人，但我永远都不会学得像他们那般恶毒，所以，我怎么可能成为批评家，怎么可能写出这个时代最美的英语散文呢？见鬼去吧！她大声喊道，一边狠劲发动了一艘廉价的小汽船，由于用力过猛，那可怜的小船差点沉没在铜绿色的波涛中。
奥兰多的思绪飞到了白金汉宫，想起了那些不幸住在里面的昏君。
“马尔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莫丁！”她站在大橡树旁，高声呼唤。
在这个夏日的清晨，当人们都在欣赏绚丽多彩的花朵和蜜蜂的时候，我们不妨也走出去看一看。八哥栖在畚箕的边沿，呦呦嘤嘤地叫着，在草棍儿中啄出了人们梳落的头发。我们不妨去问一问八哥，它是怎么看待生活的（它比云雀更容易交流），于是，我们倚着农舍的大门，问道，什么是生活。八哥仿佛听懂了我们的话，大声叫道，生活！生活！生活！它似乎十分明白，我们这种人就喜欢刨根问底，在屋子里产生一个疑问后，就跑到屋外四处寻觅答案，如同作家才思枯竭的时候，跑到外面采几朵雏菊那样。现在他们跑到我这儿来了，八哥说道，问我什么是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你对版税有什么想法？”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