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权论： 这种理论认为， 国家源于神， 是根据神的意志建立的，国家的权力来源于神， 即上天或上帝，政府的权威都是神所授予的，君主是替天行道，依照神意来治国，君主代表神意。

压力集团：是指那些在某些方面拥有共同利益或共同主张的人们，为了维护其利益或实现其主张而组织起来对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的集团。

政治文明：通常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政治领域所创造的政治成果的总和。

针对两汉以来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弊端， 隋唐时期进行了以下调整。 首先是对地方行政层级进行简化。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设置冗杂繁多情况，隋之初将原地方管理中的州、郡、县三级体制改为州 (郡、县两级体制，以此简化行 政层次，节省财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唐初，又在州之上设置作为监察区的道，以加强中央对全国的行政管理。 其次是削弱地方的自主权。隋朝以前，西汉代以来，地方长官有自辟属吏的权力，属吏与主官之间关系亲密，其权势甚至超过中央直接委派的佐官，这种辟用制，使 官员掌握用人权，很容易造成官吏勾结，形成地方势力。所以隋统一后，为强化中央集权，控制地方官员，废除了地方官自辟属吏的制度，将官吏的任免权一律收归 中央。这一举措强化了中央集权， 地方的自由权则大为缩小。 第三，在地方采取军民分治，分散州级权力。唐初，州设刺史负责民政，只是在边远重镇设总管 (后改名为都督 ) 兼管军民要政。州之行政事务由六曹负责， 六曹参 军统称为判司， 诸曹分工与中央六部对口。 这样各判司既要对本州长官负责，又要对中央相应部门负责，州刺史的权力因此被削弱和分散。但安史之乱后，刺史多兼 军职握有军权，再次重复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

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孙中山主张在宪政开始后才实行五院制，前提是经过训政后，人民已学会掌握四种政权， 政府依人民意志执行五种治权， 目的是为了“还政于民”。而国民政府则把五院制提前到训政时期执行，而且把人民四种权力交给国民党， 并由国民党中央指挥、监督政府行使五种治权，其实质是利用训政以剥夺人民权力，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

春秋时期以齐国为先导，稍后在晋、鲁、楚等主要诸侯国都相继进行了赋税改革。赋税改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铁器工具的出现， 使原来的庶民 在公田外开辟大量的私田，而不肯努力耕作公田，而影响到各诸侯国的赋税收入。第二，由于春秋时期兼并战争的激烈，使公田上劳动的庶民的负担成倍增加，从而 导致他们从公田上纷纷逃亡， 同时，国人也因战争负担而日益走向贫困、破产，甚至发生暴动以及拒绝战争的现象，从而导致兵源不足，这一切迫使较为开明的君主 进行赋税和军赋两方面的改革

和其他衙门机构相比，军机处在机构组成上有以下特殊之处： (1) 军机处设有书吏人员， 体现严格的保密性。军机处职官包括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章京之下，再无书吏人员。 (2) 军机处官员都是兼职，且无定员，初设 3 人，多至 11 人。 (3) 军机大臣和首席等军机互不为属，均直接对皇帝负责。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军机处是一个绝对听命于皇帝，附属于皇帝的御用秘书机构，是君主专制极端发展的产物。

首先，中枢机关有一套处理各类事务的严格程序。例行政务由宰执诸臣在奏章上连署签押姓名，报皇帝审批后，由相令外制官中书舍人草诏。如遇突发性事件，宰执 诸臣一方面要向下发出“判状”作出先行处理，另一方面要奏报皇帝，称“进草”。进草和判状均需诸宰执联署，以明确责任，而且皇帝对进草有疑问，可调阅判状 进行复勘。其次，负责草诏的知制诰可以在有疑问时直接晋见皇帝，以核实皇帝的真实意图。 再次，地方各级政府执行政令异常严格，中央政令贯彻迅速。

五代时期各政权中枢机构有枢密院、中书门下和三司使，基本上具备后来宋代二府三司鼎足而立的分工体制，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唐代中枢决策程序分工体系的 痕迹。 枢密院肇始于唐中后期，由宦官担任，参与内廷决策。后梁时，因为清除了宦官势力而改由士人充任，已成为掌握军事民政两方面决策大权的中枢机构。后唐时开始 将中书门下的兵房划归枢密院，并用武将主持枢密院，逐渐表现出枢密院专掌军务的发展趋势。后周政权时再次调整枢密院体制，规定枢密院长官仅是皇帝的顾问， 如不兼宰相职，则不能过问行政事务，同时不再以武人出任枢密使，这已和宋代枢密院体制基本相同。 中书门下在唐中朝以逐渐降为行政执行的综理机构。五代时期职位继续下降。其原因一是中书门下要听命于枢密使，二是五代沿袭唐代翰林院学士之例设置了廷殿学 士，领有人宫草诏权，当然，如果宰相廷殿学士衔，也有草诏权，但所草之诏已不具有机要性质。这意味着宰相虽仍参与决策，但已丧失一部分参与权。 三司使是掌管财赋的专门机构，是由唐后期的财政专使延续而来。自唐中叶以后，财政问题日益严重，财政工作日趋重要，为加强财政税收和管理，设置了一些财政 专使，如盐铁使、转运使、度支使，常由宰相出任。五代时期后唐时，把盐铁、度支、户部合并，正式设置三司使作为财政之长，单独与皇帝商议财政决策，并独立 负责财政事务的执行工作。 总之，五代时期中枢机构已呈现出枢密院、中书门下和三司使三足鼎立之势，形成宋代二府三司制中枢新体制的雏形。

唐代宰相议政的办事场所叫政事堂。在唐代初年唐太宗在位时，尤其重视门下省的谏议封驳职能。所以政事堂设在门下省，唐高宗时又移至中书省，到唐玄宗时，改 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称中书门下政事堂。 中书门下政事堂和以前的门下政事堂、中书政事堂相比，在体制上有以下不同。首先，唐初宰相多为兼职，除三省长官外，还以其品级较低的官员加上“参与朝政” “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让其进入政事堂分任宰相之事，以削弱三省长官的权力。这些兼职宰相上午在政事堂议政，下午回本署办公。中书门下政事堂则不同， 凡挂衙“同三品”或“同平章事”者均为专职宰相，不再回本署办公。其次，中书门下政事堂在正厅之后设吏、枢机、兵、户、刑五房，对口指挥尚书六部，使宰相 的办事机构逐渐完备。第三，中书门下体制存在着宰相权力的分散和集中两种倾向。中书门下体制原来是一种分散相权的集体宰相制，但宰相中的首席宰相号称“执 政事笔”会因受皇帝宠信而擅权。唐肃宗时，鉴于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的教训，实行诸宰相十日一轮流秉笔承旨的制度，唐德宗时实行宰相一日一值守。北宋也延续 这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