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宗盟类。要求与盟人效忠盟主，一致讨伐敌对势力，是主盟人团结宗族内部的盟誓；②委质类。与盟人表示同逃亡的旧主断绝关系，并制止其重返晋国；③纳室类。与盟人表示盟誓后不再扩充奴隶、土地和财产；④诅咒类。对某些罪行加以诅咒；⑤卜筮类。为盟誓卜牲时龟卜及筮占文辞的记载，不属于正式盟书。侯马盟书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及晋国历史有重要意义。

在侯马晋城遗址的东南部，面积约3800平方米，分“埋书区”和“埋牲区”两部分，埋书区集中在西北部。

断定绝对年代的方法，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内，主要是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学的绝对年代的断定，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就测定考古资料的绝对年代而言，有放射性碳素断代、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法断代、树木年轮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氨基酸外消旋法断代、黑曜岩水合法断代、铀系法断代等方法，有的也适用于历史考古学的断代。用各种自然科学手段测定年代的方法，为第四纪以来人类进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年代依据，特别是为建立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为主的史前考古学的年代体系

①认为盟书的主盟人赵孟应是晋国世卿赵鞅，即赵简子，其政敌是赵尼，即赵稷。根据宗盟类“序篇”中的干支，推断盟誓入埋的时间为晋定公十六年（前496），盟书的盟誓时间为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前489）。盟誓地点在晋国晚期都城新田。②认为盟主是赵敬侯章，政敌是盟书中的赵北，即武公子朝（赵朔），武公子朝曾于赵敬侯元年（前386）作乱，盟书所反映的即为赵敬侯章与武公子朝争位事。③认为这批盟书是前5世纪后半期晋国的载书，出土地点即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④认为主盟人是赵嘉即赵桓子嘉，政敌

在盟誓遗址内共发现坎（埋牲的土坑）400余个，坎的底部一般都瘗埋有牺牲，大坎埋牛、马、羊，小坎埋羊或盟书。绝大部分坎的北壁底部还有一个小龛，其中放一件古时称为“币”的祭玉，个别坑埋有数件。埋盟书的坎没有龛和玉币。这些玉币和牺牲都是在盟誓时向神或祖先奉献的祭品。用作祭祀的玉币有璧、璜、瑗、玦、珑、璋、圭和残碎玉料块，都是用透闪岩等石料制成，雕琢纤细，颇为精美。书写盟书的玉石片，绝大多数呈圭形，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

塞汉简通常发现于边塞地区的官署（如都尉、候官治所等）和烽燧的遗址里，为屯戍吏卒所遗留。已发现的边塞汉简绝大多数是木简。简的年代起自西汉中期（武帝后期），讫于东汉后期，中间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时期。已发表的汉简上的明确纪年，最早的是武帝天汉二年（前99）和三年。最晚的是顺帝永和二（137）。

边塞汉简所反映并不仅仅是边塞地区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西北边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而且边塞汉简的有些内容，如某些诏书和中央机关发的公文，本来就是面向全国的。因此无论是研究汉代的西北边塞地区，还是全面地研究汉代史，汉简都是十分重要的史料。通过六七十年来对汉简的研究，在汉代的边防设施（包括烽燧制度）、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包括文书制度）以及汉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多新的知识。

（一）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500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9篇抄本，约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二）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下葬年代约当文帝晚年）出土竹简312枚，是记载随葬物的“遣册”（三）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土竹简6000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包含《孙子》、《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书（绝大部分是佚书）。同时发掘的2号汉墓出武帝

一般分四期：A.第一期，东汉末至吴初（3世纪初——3世纪中叶）；B.第二期，吴中期至东晋初（3世纪中叶——4世纪初）；C.第三期，东晋至刘宋（4世纪初——5世纪中叶）；D.第四期，齐、梁、陈三朝（5世纪中叶——6世纪）。

可判定采集植物的种类，以及农业的起源，农作物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