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与瘟疫的关系由来已久。无论瘟疫何时在世界上蔓延，何时消失，它都与文学的发展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密切相关。虽然当瘟疫消退时，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常常被遗忘，但随着最近新流行的肺炎升级为全球性危机，两者之间的联系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1.黑死病下的尖叫
在历史上，瘟疫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为他们提供了写作背景和灵感。
从1347年到1353年席卷欧洲的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据估计，它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造成超过7500万人死亡，在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死亡率甚至在80%到90%之间。提到黑死病总是让人想起圣塞巴斯蒂安的雕塑。在中世纪和欧洲文艺复兴的传统文化中，圣·塞巴斯蒂安是瘟疫受害者的监护人。正如美国作家约翰·凯利在《大死亡:黑死病的历史》中所说的，对许多欧洲人(当时)来说，瘟疫是对造物主的惩罚。根据传说，每当瘟疫来临，圣塞巴斯蒂安会为世界祈祷，保护正直的人免受瘟疫的惩罚。圣塞巴斯蒂安也赢得了许多艺术家的青睐，成为许多欧洲艺术家笔下的主角。在安德烈·曼泰格纳、埃尔·格雷科和彼得·保罗·鲁本斯的画作中，我们都能看到圣·塞巴斯蒂安巨大的身体和他身上的箭头，这象征着瘟疫。箭头似乎将艺术世界与瘟疫联系在一起，在视觉上呈现出无法形容的瘟疫。
弗朗兹·夏维尔·温特哈特的“十日谈”图片
在经典文学作品中，乔瓦尼·薄伽丘的《十日谈》可能是最著名的关于“黑死病”的文学作品。薄伽丘的家乡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黑死病猖獗的日子里，佛罗伦萨是一个真正的灾区。大约80%的居民死于感染。作为流行病的见证人和见证者，薄伽丘在流行病的背景下写了《十日谈》，描述了在佛罗伦萨城外的十天隔离中，七个女人和三个男人讲述的100个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夏利巴人的幽默有趣的轶事，有些甚至是粗俗的笑话。然而，正是这种源自隔离点的世俗氛围显示了薄伽丘对生命的理解，尤其是在人类受到瘟疫威胁的背景下。薄伽丘在书中写道，“每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人都有继续、保护和捍卫自己生命的固有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薄伽丘的话可以理解为他面对瘟疫和残酷熄灭生命之光时发出的力量的呼喊。同时，他的话语也可以作为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或文学的叙事功能，即文学可以作为一种镇痛剂来缓解人们的身心痛苦。在薄伽丘看来，生命终将逝去，瘟疫可能永远不会消失，但只有文学才能在残酷的死亡面前昂首挺胸，继续保护和捍卫人类的生命。如果瘟疫向人类表明他们是世界的主人，薄伽丘的“呐喊”是人类文明在面临挑战时反击的号角。
2.伦敦大瘟疫中的恐慌
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曾在他的《伦敦传记》中记录了许多英国作家对1665年至1666年发生在伦敦的淋巴腺鼠疫(也常被称为“伦敦鼠疫”)的反应。
“瘟疫”信息图片第一版
自从伦敦开放港口以来，它似乎与疾病和瘟疫共存。伦敦早期是细菌和病毒的“培养皿”，规划混乱，污水泛滥，到处都是垃圾。早在1600年，托马斯·纳斯就哀叹“冬天”以来的“瘟疫和灾难”已经使“伦敦变得悲伤，兰伯特兹变得荒凉，商人哀叹生命的诞生是一种苦难”。纳什所说的“痛苦”和“悲伤”似乎表明了60多年后伦敦的悲剧和弥漫在人们心中的绝望。据统计，伦敦的大瘟疫夺去了8万多伦敦人的生命，相当于当时伦敦居民的五分之一。
当大瘟疫从圣吉尔斯地区爆发时，丹尼尔·笛福正处于全盛时期。从他的所见所闻，笛福了解了当时的民生和病人的疾苦，他的作品(尤其是1722年出版的《瘟疫时代》)不时地表现出他对瘟疫的恐惧。当笛福回顾伦敦的大瘟疫时，他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他所居住的伦敦城是如何被“高烧和伤寒”所“撕裂”的。根据阿克罗伊德的描述，笛福笔下的伦敦已经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被迫的生物”，而不是维斯坦·休·奥登诗歌中所谓的“抽象的公民空间”。伦敦正遭受“高烧”和“泪流满面”的折磨。它的“面目全非”和“蒸汽和烟雾”像受感染者的血液一样缠绕在街道上。这座城市逐渐“使人们陷入彻底的绝望”，并使人们开始寻找其他精神寄托，摆脱他们周围的痛苦，克服他们内心的恐惧。在笛福的叙述中，一些伦敦人“回归迷信”，被先知、梦想家、算命师、占星家、骗子甚至女巫吓得魂不附体，导致他们走向毁灭。他们冲到街上忏悔，做出各种被后人视为疯狂的疯狂和荒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笛福评论说，“当时，伦敦人的古怪气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自己的毁灭”。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人性中对未知的隐藏恐惧。
丹尼尔·笛福的信息图片
尽管英国王室在疫情结束后开始改善伦敦的卫生条件，类似的瘟疫也没有再出现，但这些瘟疫对后来的英国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眼里，伦敦是一座“瘟疫之城”。简·奥斯汀还写道，“在伦敦，没有人会健康”，也没有人会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伦敦的悲观看法逐渐演变成一种恐慌，反映出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怯懦。描述瘟疫时，恐惧已经成为许多英国作家共有的情感体验。当詹姆斯·博斯韦尔1762年访问伦敦时，他相当“担心伤寒”。在威廉·布莱克的《伦敦》中，当叙述者沿着泰晤士河穿过街道和小巷时，他观察“每一张经过的脸”和脸上的“虚弱”和“悲伤”的痕迹，同时倾听“婴儿恐惧的哭喊”。“哭泣”的声音似乎暗示着整个伦敦城和所有的居民在面对瘟疫时已经退化成无助的婴儿，并且极度害怕它的突然出现。“婴儿恐惧的哭喊”似乎在笛福和其他英国作家中回荡。
3.20世纪的思考
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之门时，作家对瘟疫的态度和反应逐渐发生了变化。与17世纪伦敦的“婴儿”啼哭不同，20世纪的作家逐渐成长为具有更独立思考能力的“成人”。面对瘟疫的话题，他们不再盲目展示瘟疫的可怕破坏力，或者干脆发出“呐喊”来抗击瘟疫。相反，他们大多更倾向于从瘟疫这个话题入手，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深刻的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他们看来，瘟疫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隐喻，藏在多彩的书籍封面下。一方面，瘟疫经常被一些作家用作社会弊病的隐喻。另一方面，它经常被一些作家用来反映人性的复杂性和微妙性。
在《鼠疫》中，阿尔贝·加缪描述了利亚博士等一批人抗击鼠疫的过程，赞扬了他们无畏的抵抗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与此同时，加缪还利用这个故事，通过许多“荒谬的”和“现实的”情节以及发生在法国阿尔及利亚城镇奥兰的瘟疫事件，暗示了欧洲文明、社会制度和道德标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崩溃和崩溃。然而，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猩红热》延续了19世纪著名女作家玛丽·雪莱在《最后一个人》中对瘟疫的传染性及其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的思考，并借鉴了埃德加·爱伦·坡在《红死的面具》中塑造的红死形象。在《猩红热》中，杰克·伦敦设定了2073年故事的背景。通过叙述詹姆斯.史密斯在猩红热爆发前后的所见所闻，他展示了人类社会和文明在这场流行病的蔓延下走向世界末日的画面。在这个故事中，瘟疫导致了家庭之间的不信任和疏远，邻居和人民之间的冲突，以及人类社会模式和文明进程的颠覆性变化。面对这一切，作为一名教师，肩负着延续人类文明使命的英雄，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家乡，无法在回家后教育他的孙子。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种新的思潮，即真正威胁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不是瘟疫，而是人类。
阿尔伯特·加缪的信息图片
此外，20世纪文学与瘟疫主题的关系还有另外两个特点。首先，作家对瘟疫的关注更加多样化。在20世纪，几乎每一次瘟疫的爆发都吸引了作家的注意，尽管这种注意可能有一些滞后。约翰·奥哈拉的《医生的儿子》、威廉·麦斯威尔的《他们像燕子一样飞来》、马玟·沃尔夫的《天使，看着家乡》和凯瑟琳·安妮·波特的《灰马，灰骑士》都不同程度地描述了西班牙流感。此外，罗宾·库克的“爆发”应对了埃博拉病毒的流行。其次，作家对瘟疫主题的阐释更加丰富。迈克尔·克莱顿在《死城》中描述的瘟疫起源于外太空。斯蒂芬·金的“世界末日方法”中提到的超级流感病毒是从美国实验室意外泄漏的。以马克思·布鲁克斯为代表的一系列科幻作家将瘟疫主题与僵尸形象联系起来，探讨了人类在世界末日中的生存过程，思考了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反思了人性的边界，引起了读者的关注。
4.21世纪的灵感
新千年到来后，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加剧，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频率和影响都在上升。“非典型肺炎”疫情、甲型H1N1流感疫情、埃博拉病毒疫情和新发肺炎疫情等全球性瘟疫，都对人类医学发展水平和各国政府的防控能力提出了挑战。特别是，最近新的冠状肺炎流行病在全球蔓延，给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正常的国际秩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也证实了我们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瘟疫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崛起。同时，它也反映了人性中的恐惧与焦虑、趋利避害、勇敢与不屈、同情与怜悯。
然而，正如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所说，“团结必将带来胜利”。我们坚信，当世界各国都面临瘟疫的挑战时，只有通过促进防疫和控制方面的国际合作，维护和改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团结合作，我们才能抵御瘟疫的挑衅和蹂躏，继续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也许这也是瘟疫给文坛带来的新启示和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