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曼(右一)正在向学生介绍研究内容。(摄于2018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所
“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东西可以牺牲掉。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工作，人们都有一颗“共同的心”。在张艺曼看来，古生物学的“共同核心”是“保存化石直到死亡”
3月22日，自诩为“傻瓜”的张艺曼在巴黎获得了“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她的开创性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进化到陆地提供了化石证据，”颁奖演讲说。
《新华日报》记者曲婷、全晓舒
鱼类化石是张艺曼一生中最迷恋的东西。
“也许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傻瓜。”这位82岁的古生物学家说，“但是人类没有‘傻瓜’，而且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
3月22日，自诩为“傻瓜”的张艺曼在巴黎获得了“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该奖项由教科文组织和欧莱雅基金会于1998年设立。该奖项每年授予世界各地为科学进步做出杰出贡献的五名妇女。
“她的开创性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进化到陆地提供了化石证据，”颁奖演讲说。
在去巴黎领奖之前，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张艺曼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说:“当然，我很高兴获奖。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但我觉得我不够好。”
飞行期间阅读的书籍
"这次飞行经历决定了我人生的方向。"8月13日淞沪会战后，张的父亲和家人撤到南京，1940年迁至重庆北碚，后又迁至江西各地。
低调的张艺曼是当今世界最受尊敬的古生物学家之一。2010年，一本献给她的散文集在德国出版。其中有些观点与张艺曼的观点相同，有些观点与她相反，但都受到她的影响。
她的学生、《英国自然》杂志的资深编辑亨利·吉在散文集的序言中描述道:“她是一位善良的女士。当她和我们一起参加学术会议的实地考察时，她总是饶有兴趣地听着我们学校学生的叽叽喳喳声，但她自己并不沉默。”
在她面前，张艺曼看起来像一个慈祥的祖母，轻声细语，穿着一件蓝色的套头衫，布裤和披肩，这使她的皮肤白皙，几乎没有长期野外工作的沧桑。
她在地震古生物学领域有一双灵巧的手，总能准确地剥离化石和岩石沉积物。"我相信我的手不会太笨拙。"张的记忆从此开始，“因为我父亲在医学院工作，我经常穿过解剖室去他的办公室叫他吃饭，而且我习惯于看到许多男女学生在实验室解剖尸体。在高中实验课上，即使是解剖非常精细的小蚯蚓也不会破坏血管。”
张艺曼，1936年出生于南京，是他家的长女。我父亲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他向他的族人借钱去上高中。他后来去了芝加哥大学公费深造。毕业后，他在上海的一所医学院找到了一份教学工作，教授人体生理学。
他的父亲很开明，经常带她到小溪去捕虾，到菜地去抓昆虫，到麦田去看蚂蚁如何爬上稻草去寻找蚜虫，用放大镜观察花的雄蕊和雄蕊以及昆虫的复眼。“我们可以在父亲面前畅所欲言，甚至和他吵架，他对我们总是很好。”
妈妈很严格。“我天生固执。我妈妈不怎么读书，但她让我一丝不苟地完成作业。”张一曼笑道:"我一直想成为一名医生，而不是科学家。"——因为父亲单位有许多专业的、受过教育的医生，她很钦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无忧无虑的日子戛然而止。8月13日淞沪之战后，我父亲和他的家人撤到南京，然后在1940年转移到重庆北碚，然后转移到江西各地。
当时，年轻的张艺曼和他的弟弟妹妹并不了解他们国家的仇恨。在赣南的旅途中，这些逃亡的“野孩子”经常潜伏在河里，无视撑杆跳船者的愤怒咒骂，迅速爬到船边，从船尾跳进河里，打死他们的肚子。晚上，他们缠着被开除的大学生讲故事，直到他们被大学生们“赶虎离山”的计划锁在门外，沮丧和分散。
还有一些事情让张艺曼极度害怕。当日本轰炸重庆北碚时，她和她怀孕的母亲藏在床下。当她父亲回来时，他几乎以为他们已经被杀了。她亲眼看到这个孩子因缺乏医疗护理和药物而死亡。她得了疟疾，变得头晕目眩，但一时不敢落后于队伍...
一件有趣的事情几乎成了她未来地质学研究的先驱。有一次，她和她的弟弟在去流放地的路上意外地得到了“皮诺奇”和“谈论地面”。年轻的张艺曼对《谈论大地》这本书很感兴趣，但她读得很仔细，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她没有想到的是，当她在大学学习普通地质学时，老师谈到了这本书的一些内容。
她说:“逃离的经历决定了我人生的方向。”
爱上鱼
那时，野外勘探每天走20公里是很常见的。由于消耗太多，地质队成员就像“饿鬼”。有一次，恰逢中秋节，队员们分发了一公斤大米和一公斤煎饼，张艺曼带着豆腐冲走了。
1953年，17岁的张艺曼放弃了学医的理想，响应国家“地质报国”的号召，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当时，中国地质科学领域有很多教师从国外回来或者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但是学生很少。“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股暖流。”她说，那一届有200名女生，毕业后她们去了更困难的地区进行地质勘探。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界正在积极培育“新鲜血液”。1955年，张艺曼被送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古生物学。然而，这位主修地质学的学生不知道要学习什么样的古生物学。
“学鱼！”当时，苏联一位来访的鱼类科学家吴现文先生建议张艺曼。
张艺曼自称是“一个树立了理想、永不改变的人”她听了吴先生的建议，开始研究鱼类化石。张艺曼经常从莫斯科河岸的全新世沉积物中收集鱼类化石。晚上，他用小船在莫斯科河上撒网。清晨，他收集了各种与网相撞的鱼，并把它们与化石进行比较，以探索古代鱼类和现代鱼类之间的关系。
1960年，张艺曼回到中国，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开始了她寻找“鱼”的事业。当她年轻的时候，她每年花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和地质勘探队一起在荒野中采集化石。“野外探险是一项基本技能。我可以走任何距离，不会比任何人都慢。”
那时，野外勘探基本上是靠双腿，每天走20公里，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大多数时候，一个人只能呆在自己的家乡或者在村子里的祠堂的舞台上过夜。由于消耗太多，地质队成员就像“饿鬼”。有一次，恰逢中秋节，团队分发了一公斤大米和一公斤煎饼。张艺曼一扫豆腐，创下了“个人纪录”。
"每次我带虱子，我都必须在回家开门之前煮好衣服。"想起这些，张艺曼的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当时，衣服里没有化学纤维，而且确实是煮过的。如果你把它放入沸水锅中，你将无法得到整件衣服。”
"我是个幸运的人，总能遇到好老师."她说，“吴老当年的话定了我的‘终身’，但谁说按照媒人的话结婚肯定会不幸福？”
为了纪念吴现文先生，2008年张艺曼将柴达木盆地发现的一种奇特的鱼类化石命名为“吴现文鱼”。
“不眠的”中国女性
“越来越多的鱼类化石表明，鱼类登陆的关键环节发生在中国云南。张艺曼是这一发现的先驱
大约4.3亿年前到4亿年前，云南东部仍然是赤道附近的热带浅海。海洋先后“游出”了包括陈冲·迈曼鱼、斑点鳞鱼、扬氏鱼、珍奇鱼、满颌鱼和麒麟鱼在内的明星物种，并书写了鱼类从海洋到陆地进化的重要篇章。
“这是给我的老师张艺曼女士的最好的礼物，张艺曼女士是中国肉鳍鱼类研究的先驱，”朱敏说，朱敏的名字是“陈冲麦门鱼”，是古代鱼类的专家。
在生命的“进化树”上，人类属于四足动物。大约3.8亿年前，食肉的鳍鱼登陆陆地并进化成四足动物。但是哪种肉翅鱼是人类和鱼类最接近的共同祖先呢？数百年来，这个“谜”在古生物学中一直没有解决。
1980年，张艺曼参观了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了瑞典学派的代表亚威克在25年后修复的肉翅化石。震惊之余，她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迎头赶上”。当时，没有CT扫描技术。为了从里到外“看到”微小的鱼类化石，需要一种极其复杂的连续研磨和蜡模制作方法。
张艺曼从云南曲靖带回了杨的鱼。它的头骨化石只有2.8厘米长。张艺曼需要磨掉一小块，在显微镜下画一个剖面，直到整个化石完全磨掉。
她画了540多幅画，贴在扁平的石头上，用熔化的石蜡和蜂蜡制成薄薄的拓片，并雕刻出剖面图...最后，所有的剖面图“组装”成一个20倍相同比例放大的样品。
渐渐地，博物馆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中国女人“不睡觉”。所以，有人给了她一把躺椅。有人在她的桌子上放了一束花以示尊重。这样，她只用了两年就完成了这项研究。
根据瑞典学派的观点，幼鱼应该有一对内鼻孔。头部被分成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并通过中间颅关节连接。张艺曼在制作这种鱼标本时，既没有发现内鼻孔，也没有发现中颅关节。内鼻孔是鱼着陆时学会呼吸的关键结构。由于她无懈可击的工作，人们开始对内部鼻孔的起源，甚至四足动物的起源有了各种新的理解。
后来，她用更多的证据动摇了瑞典学派的权威，认为幼鱼和外来鱼类都是原始肺鱼，这在国际古生物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是张艺曼说:“事实并不清楚，我从不后悔。”
直到1995年，世界古生物学界才普遍同意她的观点，食肉雀科鱼类起源的中心地区逐渐从欧洲和北美转移到中国云南曲靖。
"越来越多的鱼类化石表明，鱼类登陆的关键环节是在中国云南."朱民说道。"张先生是这一伟大发现的先驱."
在过去的40年里，张艺曼灵巧的手几乎磨掉了他们的指纹，因为他们总是用小钢棒敲击化石。
拆下“脚踏板”
“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平等和诚实。对科学来说，分清是非是有益的。我喜欢人们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喜欢看到年轻人比我们做得更好。”
在1942年与小学老师和同学的合影中，每个人都认真地看着相机，只有张艺曼歪着头，伸出脚，没有老女人应有的“对”。她说:“我从未有过高人一等的想法，所以我惹了很多麻烦。”
在“十年动乱”期间，张艺曼被送到农村进行改造。她平静地面对这一切，让她在城里的房子退休，并准备好余生不再回来。"我是农民出身，所以回到农村怎么样？"
张艺曼的丈夫是她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他学了物理，回来后去了戈壁沙漠研究原子弹和氢弹。女儿出生一个月后，张艺曼带她去了她在上海的祖母家。从那以后，三口之家已经分居多年。只有当她女儿十岁时，她才把她带回来。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牺牲自己的事情。"她感慨地说，科学研究和工作都有一颗“共同的心”。在她看来，古生物学的“共同核心”是“保存化石直到死亡”。
她最崇拜的学者是已故的英国古生物学家科林·帕特森。她记得科林在一篇论文中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并写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几乎要把脚下的踏板拉下来。”化石材料是每一位古生物学家的“踏脚石”，将科学家吸引到未知而迷人的世界。
张艺曼是一个有勇气在科学研究中脱下“跳板”的人。20世纪90年代初，她把泥盆纪鱼类研究这个热门“金矿”交给了朱敏等年轻人，并把许多人鄙视的新生代鲤科鱼类化石交给了他们。当时，她六七十岁的时候，去过青海和新疆进行野外考察。“年轻人比我做得更好，”她说。
朱敏说，当了老师的张艺曼从不责骂学生，但“你不能忍受她说几句轻松的话”因为，她的严谨在学术界是众所周知的，她不会拐弯抹角。她说的问题往往中肯。
"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平等和诚实。"张艺曼笑着说，拨乱反正有利于科学。“我喜欢人们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喜欢看到年轻人比我们做得更好”。
鲤科化石分布广泛且常见，很难在短时间内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她说:“我不是没有思想斗争。但是没有孤独和无聊的基础工作，怎么会有真正的大发现呢？！”
鱼类的分布受到水系格局的严格限制。因此，对新生代鱼类化石的研究可以揭示古气候、古水系格局、古高度等古环境因素，从而有助于重建地球变迁史。
近年来，张艺曼和她的同事在青藏高原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新生代鱼类化石，这将有助于揭示该地区“进化中的进化”历史。例如，随着水中钙盐浓度的增加，武文鱼极厚的骨骼可能会逐渐改变。“有什么比今天的高原干旱故事更生动？”
有些人不明白:研究古代鱼和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张艺曼说没有直接关系。然而，这项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物进化，而关于生物进化的流行科学可以刺激儿童逻辑思维的萌发，“这些对于地球和人类的未来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