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勇本来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但他坚决拒绝美国哈佛大学聘请他的顾问，放弃了留在那里攻读博士的机会，回到了尚未建立生物学基础的祖国，为我国植物学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焕勇

当他23岁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中国人研究中国植物的想法就产生了，因为中国的植物资源被外国人大量收集，模型标本被保存在欧洲和美国的植物标本馆，原始文献分散在各国出版的出版物中。他许下了一个很大的愿望:开发祖国的植物资源，改变中国植物学研究的落后面貌。

从他志愿参加自己的工作的那天起，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毫无遗憾地实践他的第一个意图。

不要忘记你的主动性思维的人生旅程

1890年7月12日，陈焕勇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官方家庭。我的父亲陈艳是广东省一个有才华的新成员。他曾经创办了香港最早的中文报纸之一《中国日报》。他的母亲是古巴西班牙人。陈焕勇年轻时和父母一起回到了唐山。他7岁时搬到上海，15岁时去了广州。后来，他被父亲的朋友带到美国学习。

陈焕勇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但一颗中国心不允许他置身事外。1913年，陈焕勇被哈佛大学森林系录取，两年后转到哈佛大学树木系。1919年，刚刚获得哈佛大学林业硕士学位的陈焕勇从美国返回海南岛，用简单的采集设备采集植物标本，成为第一位登上祖国南岛采集标本的植物学家。

"那时，我们出去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采集标本."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在接受《中国科学》采访时回忆道。吴去云南采集标本。即使他爬了3000米高的山，他也只是穿着简单的衣服御寒。他甚至没有雨衣或靴子。"海南岛的条件比云南更困难."吴德龄说。

由于陈焕勇的身体状况，为期一年的科学考察中途被搁置。他先是被毒蜂蛰了一下，然后感染了恶性疟疾，不得不去上海接受治疗。

尽管陈焕勇很虚弱，但他仍然记得把收集到的标本带到招商局码头存放。不幸的是，这些精心收集的标本被一场突然的大火烧毁了。

但他并不气馁。1922年夏，曾在东南大学任教一年的陈焕勇与钱、秦仁昌在鄂西组织了一个植物考察队。从宜昌出发，该团队从兴山和神农架东侧到巴东采集了近1000个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个规模稍大的调查小组。然而，这些标本经历了与之前标本相同的经历，并在存放它们的东南大学“口子坊”大楼的火灾中受损。

不断受到打击的陈焕勇于1927年再次踏上旅程，在广东北部、广州、鼎湖山、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与此同时，他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建立了联系，并与他们建立了标本交换关系，交换了3万多件外国标本。

让植物学走得更远

1928年，陈焕勇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时，根据同事收集的标本和交换的标本，建立了中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在标本馆建立之初，陈焕勇就提出要尽最大努力使其与世界著名的标本馆相媲美。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陈焕勇亲自制定了一套严格科学的管理方法。标本室里的每一个标本都有3套卡片，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排列和存放。如果收集的标本被国内外书刊引用，将贴在有特定标签的标本上，标本封套内将附有植物的原始记录、重要专著和其他文件。

“每次陈焕勇买一本关于植物的专著，他都会买两本书，其中一本会根据项目进行编辑，放在标本柜里供我们参考。一个将作为数据保存，识别标本的准确性将得到提高。”吴德龄说。

1954年，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分别更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院。陈焕勇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中国科学院吴正毅院士曾说，到1954年，华南植物研究所的分类学基础在全国尚属首次，这与陈焕勇院士在植物标本馆建设等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密切相关。如今，华南植物园植物标本馆的收藏量已达到一百万，是中国三大植物标本馆之一(北京、昆明和广州)。

“陈焕勇也特别注意植物学的应用。在他和冰之等生物学家的倡议下，他于1956年在中国建立了第一批自然保护区。将自然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管理模式至今仍在使用。20世纪60年代，在研究植物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植物学家应该加强对植物资源利用的研究。这种在研究的基础上重视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观点非常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在接受《中国科学》采访时说。早在1930年，陈焕勇就提出了保护资源的战略，提出要建立公共供热和供水系统，减少森林资源保护中的浪费。

此外，陈焕勇还建立了华南地区最有价值的专业图书馆。根据1937年的统计，中国有4000多种中西方语言的书籍，50多种中西方语言的期刊杂志。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西方植物学文献，如1753年出版的《林奈植物种志》，以及欧美重要的植物分类学期刊和中国古代农业书籍、地方志、草药等重要文献。这些关于植物分类学的经典著作为后世开展植物学研究和植物区系编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陈焕勇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而且对农林植物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慷慨的资助。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成立之初，由于经费不足，他努力争取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每年给予1000元大洋的资助，并将基金会支付的4000万大洋(广东、广西等地使用的货币)工资全部捐给研究所作为设备费用。

同时，陈焕勇也为中国植物学研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奠定了基础。1958年春天，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黄管成和陈焕勇去苏联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和工作。陈焕勇鉴定了樟科、壳斗科、苦苣苔科和山茱萸科的一些未鉴定标本作为标本室。

"外国学者钦佩他渊博的植物学知识。"黄管成在接受采访时说。

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为了让中国植物学有接班人，陈焕勇不断帮助新来者在学科上取得成就。吴对仍是难以忘怀。作为研究所的“大三学生”，他在陈焕勇的帮助下完成了兰科新科新种的鉴定。

1962年，吴德龄在编《海南植物蒋珂》时，发现了两个从未见过的标本:一个来自广东新沂，另一个来自海南保亭。经仔细研究，确认为中国兰科植物新分布科，为兰科和海南兰科两个新种，其中兰科现已被列为国家三级保护濒危物种。

当吴把标本报告给陈焕勇时，陈焕勇还邀请了北京植物研究所的王发芬教授帮助他鉴定。确认后，吴非常兴奋，准备立即发表相关论文。然而，陈焕勇阻止了他:“兰科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属和几个种。既然你已经把广东标本鉴定为新种，这表明你已经了解了世界上的这个物种。最好写一篇专题论文，顺便讨论一下家庭的地位。”

为了帮助吴从国外取得标本进行比较，陈焕勇立即写信给居住在印尼的华侨孙宏帆，请他到该部门采集标本。

“后来，陈主任来信，帮着索要一些外汇，寄给孙宏帆，作为集资款。我很快就收到了兰科植物的外国标本，这为我写论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吴德龄回忆道。

1963年，在中国植物学会成立30周年大会上，陈焕勇推选吴作题为《兰科植物研究》的报告。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引起了同行们的关注。后来，陈焕勇亲自帮助他修改了发表在1964年《植物分类学》上的英文摘要。

更让吴印象深刻的是，陈焕勇利用自己的拉丁语优势，在中国南方的植物中教授拉丁语。当时拉丁语是植物分类学的必备语言，但在中国人并不多吴对说:陈焕勇还亲自制作了拉丁卡片来帮助人们记忆。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胡回忆说，陈焕勇说，第二代植物学家陈凤伟和都是在陈焕勇的栽培下长大的。“我听老师陈风华先生说过，他们的老师和学生融为一体，每当他们有空的时候，陈先生都会找他谈话，并经常请客。陈凤伟先生自己成为植物学专家后，他总是对他的导师表现出极大的敬意。”

“好老师”和“乐于助人的朋友”是很多人对陈焕勇的评价。他严谨的学风，对科学事业求真务实的执着精神，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思想，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1919年秋，陈焕勇独自前往海南岛，成为第一个在这里采集植物标本的人。

▲陈焕勇(中)在列宁格勒植物园。

▲1958年，陈焕勇(左二)与苏联科学家交流。

▲华南植物园陈焕勇铜像

轮廓

陈焕勇(1890~1971)是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创建了中国早期植物研究机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通过对华南植物区系的深入研究，发现了100多个新种和10个新属，其中柳杉属是一种残存的裸子植物，在植物分类学和地球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1954年，他被中国科学院任命为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广西分院院长。次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植物园和鼎湖山植物园建于1957年。他致力于开发、利用和保护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一生致力于建立植物研究机构、培养人才、采集标本等。

一个角色的生活

●1890年7月12日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新会。

1909年，他去美国学习。

●1913年，他被哈佛大学森林系录取。

●1915年，他进入哈佛大学树木系。

●1919年，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树木系，获得林业硕士学位，并获得奖学金，毕业论文优秀。同年，他被哈佛大学任命从海南岛五指山采集标本，成为第一个登上祖国南岛采集标本的植物学家。

●1920年，他在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林业系担任教授。

●1921年，他被调到国立东南大学担任教授(直到1927年)。

●1922年夏，钱、秦仁昌组成鄂西植物考察队。从宜昌开始，从兴山和神农架东侧到巴东采集了近1000个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个规模稍大的调查小组。

●1924年，他去美国鉴定标本一年。

●1928年，他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建立了中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

●1933年，与钱、胡仙素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同年，他被选为《中国植物学杂志》的学术评论家和编辑。

●1935年赴梧州创办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任所长，兼任广西大学教授兼林业部部长。

●1954年，他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广西分院院长。

●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7年，我们开始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建设华南植物园和鼎湖山植物园。

●1959年，他被任命为《中国植物志》副主编，并移居北京，主持编写这本关于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巨著。

●1971年1月18日在广州逝世。

记者笔记

“不要忘记你的主动精神”是现在听到的最负责任的句子。在那个贫困潦倒的时代，陈焕勇一直在完整地诠释这四个字。

陈焕勇给他的儿子取名为“国家公仆”。陈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国家公仆一词的意思是对国家的忠诚。”而陈焕勇自己也一直在练习这句话。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护学校的标本和图书资料，陈焕用首先把它们运到香港的亲戚家，然后决心“物尽其用，物尽其用，我不敢先要”。他冲破了许多障碍，从日军手中拿走了标本和材料，并把它们运回中国。

接受采访的吴老先生现年86岁，但他一直强调，当他进入华南植物园时，他比已经担任园长的陈焕勇院士“年轻”。和他一起工作和战斗的一些同事年老体衰，而其他人则死去了。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新中国成立前被摧毁的历史，我仿佛看到了那些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他们不遗余力地为新中国的每一门学科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们从不关心个人得失，但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祖国的利益。

作为子孙后代，我们不仅将继承他们的衣钵，继续发展学科体系，使那些历经磨难建立起来的学科得以发展壮大，而且还将通过老一辈科学家的反复讲述，记住这段历史。

我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关于口述历史的采访中，一位老师说越来越少的人亲自走过历史，但是那些生动的经历不应该被忘记，所以组织和记录口述历史是特别重要的。老人说的不仅仅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还有应该被记住的人物。

时间之轮永不停止。它留下的车辙或深或浅。有些人经常被提及，而另一些人则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让像陈焕勇这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贡献的人不断被提及和赞美，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成为激励我们不要忘记你的主动精神的永恒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