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姻生活中，他长期受到过分的保护和照顾，他的生活就是以他为基础的。因此，在王先生死于车祸后，他感到无助、悲伤、困惑，无法自己作出决定。他的情感和想法经常随着别人的话语而摇摆。悲伤转化的过程就像斯特罗布和舒特(2001)的双重过程模型，在迷失方向和恢复方向的两端摇摆。
根据对9份会谈记录的分析，有关各方在生理症状、悲伤、对死亡的想法、人际关系和对肇事者的态度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悲伤转变。文章称，随着会谈次数的增加，双方关于生理症状的陈述明显减少，双方开始出现进食和睡眠障碍、头痛、高血压、胃痛等生理症状。从事件的发生。就情感而言，在会谈开始时，双方的悲伤会随着想法而波动。随着时间和谈话的进展，悲伤的情绪逐渐减缓。悲伤会随着生活事件、民事调解和司法审判过程的成败而波动……此外，行为人的态度，当事人从一开始就对行为人的外在微笑解释为漠不关心，对受害者家庭的痛苦并不同样感到愤怒；随着当事方与肇事者父母之间互动次数的增加，当事方看到了父母不负责任的态度，并开始感到肇事者自己的无助。
研究表明，影响悲伤转化的消极因素包括:1)长期司法程序和民事调解过程中的挫折；2)犯罪人及其家人后来变得不友好；3)当事人的从属性质；(四)无法将王先生的死讯转告其母亲的；5)突然和意外的死亡形式导致未完成的事情；6)死者在家庭中扮演经济支柱和决策者的角色；7)与死者的亲密关系；8)死者死亡时出现吐舌头现象；10)特殊节日(清明节和重阳节)；9)不要哭泣，不要担心死去的宗教教义；11)中国文化监禁寡妇(寡妇门充满了不和谐，一对一的婚姻观)。
有助于恢复悲伤的积极因素包括:1)多重支持系统；2)对司法公正的信任；3)犯罪者及其家人的善意回应；4)案件的顺利适用和对工作态度的肯定足以安慰已故丈夫。此外，有关各方积极为死者做些事情，用刮沙来缓解他们的情绪，参加户外活动来转移悲伤和痛苦，学会放手，让自己摆脱思绪，也帮助丈夫安心离开。同样，事故的肇事者也不想，并放弃了他们对民事索赔的期望，以其他方式让自己走出悲痛。另一方面，有关各方也努力规划自己的经济独立，找到生活的焦点，并能够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