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之六

不过，对这些惨痛的经验我也毫无遗憾，因为通过我自己的思考，它们启发我认识了自己，启发我对在各种情况下我所作所为的真正动机的认识——对这些动机，我时常是有着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我看到，为了高高兴兴去做一件好事，我必须有行动的自由，不受拘束，而只要一件好事变成了一种义务，那做起来就索然无味了。这时义务这个压力就把最甘美的乐趣化为一种负担；此外，就像我在《爱弥儿》中所说的那样，我认为，如果我在土耳其人中生活的话，当人们被要求按他们的身份地位克尽职责时，我是当不了一个好丈夫的。

人们对我的品格和本性一无所知，如果对我的外貌也是如此的话，那我就更易于生活在他们之中了。只要我在他们的心目中完完全全是个陌生人，那么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甚至还会使我高兴。如果没有强制而只按我的本性行事，如果他们决不过问我的事，我是还会去爱他们的。我会随时随地以毫无自私之心的善意去对待他们；然而既然我对他们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眷恋之情，又不愿受义务的任何束缚，那么他们出于爱面子的心理并按自己的做法，煞费苦心地干出所有的那些事，我也就会主动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饱尝了这么多惨痛的经验以后，我终于学会了怎样预见我的最初冲动所能产生的后果，我也时常不敢去做我愿做也能做的好事，唯恐冒冒失失地从事以后，日后陷于被动受制的局面。这样的担心却不是一向就有的，恰恰相反，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是非常乐于做好事的；我那时也时常感到，受我恩惠的人对我之所以有感情乃是出于感激之情，而不是出之利害关系。然而当我的苦难开始以后，在这方面，和任何其他方面一样，事情就大不一样了。从那时起，我是在另一代人中间生活，这一代跟我年轻时的那一代全然不同；别人对我的感情起了变化，我对别人的感情也起了变化。我先后在这迥然不同的两代人中见到的同样的一些人，可说是先后被这两代人同化了。譬如夏梅特伯爵，我当初对他是如此尊敬，他爱我也是如此真诚，可当他一旦成为舒瓦瑟尔集团的成员，他就为两个亲戚谋到了主教职位；又譬如，原来是受过我的恩惠的，年轻时也是我的好朋友，是个好小伙子，后来由于出卖我而在法国有了地位；又譬如比尼斯神父，原是我在威尼斯当秘书时的下手，我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他的爱戴和尊敬，后来却因自己的利益而改变腔调和态度，不惜昧了良心，抛弃真理而发了大财。连穆尔杜居然也颠倒黑白。他们跟所有其他的人一样，从原来的真诚坦率变到他们现在这个样子。也正是在这点上，时代不同了，人也跟时代一起变了。唉！在那些人身上，当初使我对他们产生感情的品质，现在却已恰得其反，我怎么还能保持对他们的原有的感情呢！我一点也不恨他们，因为我不懂得什么叫恨；但是我无法不蔑视他们（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禁不住要流露出这份蔑视之情。

也许，在不知不觉中，我自己也已经变得太厉害了：处在我这样的境遇中，什么样的本性又能不起变化？积二十年的经验，我深知大自然赋予我心的那些优秀品质，由于我的命运和操纵我命运的那些人，全都变得于己有损于人也有损了，我现在只能把别人要我做的好事看成是他们为我设下的圈套，其中必然隐藏着什么祸害。我知道，不管我做的事情产生怎样的效果，我那一番好心总是徒劳无功的。不错，功总还是有的，不过内心的欣悦之感没有了；而一旦缺乏这种欣悦之感的激励，心中也只剩下冷漠乏味的感觉；同时明明知道我做的事不会真有好处，而只能使自己白白上当受骗，自尊心受到损害，再加上理智的反对，也就只能使我产生厌恶和抗拒的情绪；而假若顺乎我的本性的话，我是会满腔热忱去做的。

从这一切思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这个人从来就不适合生活在这个文明社会中，这里到处都是束缚、义务、职责，而我的天性使我不能容忍为了跟别人生活在一起而必须忍受的束缚。只要我能自由行动，我就是好人，做的都是好事；然而一旦我感到受束缚，无论是必然性加之于我的束缚也好，别人加之于我的束缚也好，我就反抗，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我就发犟脾气：这时，我就一无是处。当我必须做出违反我自己意志的事来的时候，那就不管怎样，我是决不会去做的；我甚至也不去照我自己的意志行事，因为我软弱。我避免有所行动，因为我的软弱就表现在行动方面；我的力量属于负数消极方面，我的全部罪过都是由于我没去做该做的事而引起的，很少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才产生的。从来就认为人的自由并不在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而在于可以不做他不想做的事；这就是我一向要求也时常保有的那种自由，唯其如此，我在同代人的心目中成了最荒谬绝伦的人。他们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野心勃勃，不愿看到别人享有自由，而只要他们能为所欲为，或者能操纵别人的所作所为，他们连自己有没有自由也不在乎了；他们一生所做的事也是他们自己反感的事，但为了能凌驾于别人之上，他们什么卑鄙的事也都干得出来。因此，他们的过错并不在于把我当作无用的成员而把我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在于把我当作有害的成员而摈弃于社会之外；我承认，我做过的好事很少，但是做坏事，我一生中还从没有过这样的意愿，同时我还怀疑世上是否还有人干的坏事会比我还要少些。

我宁愿躲开他们而不去仇恨他们。一见到他们，我的感官就受到刺激，我的心也因他们残酷无情的目光而感到痛苦；但当他们一走，我的不舒服也就马上消失了。当他们在我跟前时，我也不得不虚与委蛇，但等他们一走，我连想也不去想他们了。当我眼前不见他们的时候，对我来说，他们好像就根本不存在了。

当我默默无闻时，我觉得这样的锁链还不太沉重。但一旦我这个人随着我的作品而引人注目了——这无疑是个严重的错误，叫我后来大大地吃了苦头——一切受苦的人或自称是受苦的人、一切寻找冤大头的冒险家、一切硬说我有什么崇高威望而实际上是要控制我的人，就统统找上我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机会认识到，人性中的一切倾向，包括行善的倾向在内，一旦有欠谨慎，不加选择地在社会上应用开了，就会改变性质，开始时有用的也时常会变成有害的。那么多惨痛的经验使我原来的倾向慢慢地改变了，或者说得更正确些，被纳入了应有的限度之内，教会我不要那么盲目地依从我做好事的倾向，它其实只对别人的邪恶有利。

我这个人天生就该是自由自在、默默无闻、与世隔绝的；如果我一直能这样，我就能一直做好事，因为我心中没有任何害人的激情的根苗。如果我能像上帝那样既不为人所见，又无所不能，我就会跟他一样乐善好施、仁慈善良。力量和自由造就杰出之士，软弱和束缚却只能养成平庸之辈。如果我掌握了吉瑞斯；我懂得，我从此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好事就是无所作为，免得在无意中，在不知不觉中把事情办坏。

这就大大地改变了我长期以来对我自己的美德的看法，因为顺乎自己的天性行事算不了美德，为天性所驱而给自己以做好事的乐趣也算不了美德：美德在于当义务要求时能压抑自己的天性，去做义务要求自己去做的事——这是我不如上流社会人士的地方。我生来敏感、善良、怜悯心强到近于软弱的地步，心灵因一切宽宏大量的行为而感到振奋，只要别人打动我的心，我这人是富有人情味的，乐于行善，乐于助人；如果我是最有势力的人，那么我就会是最好、最仁慈的人；只要我感到自己有能力报仇，心中那报仇的念头也就全消了。我可以毫无难色地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主持公道，但到要牺牲我所爱的人的利益时，我就难下决心了。当我的义务和我的感情发生矛盾时，前者很少能战胜后者，除非是我不采取行动就能履行我的义务；这，我经常是能做到的，但要我违反我的天性行事，那总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别人、义务甚至是必然性在指挥我做这做那，只要我的感情未有所动，我也就木然而不会下定决心，我也不会听从指挥。临到我头上的祸事我是看得见的，但是我却不愿动弹一下去防止，宁愿眼睁睁地瞧它到来。有时我开始时也挺起劲，但这股劲儿很快就松了下来，经常是虎头蛇尾。在任何能想到的事上，我要是不能愉快地去做的话，那就马上变得根本不可能去做了。

然而我从前也曾有过较为幸福的时刻，那时我有时还可以照自己的心愿，使另外一个人心里高兴；我现在可以毫无愧色地为自己做证，那时每当我尝到这种乐趣时，我总觉得这种乐趣比任何其他乐趣都要甘美。这种气质是强烈的、真实的、纯洁的；在我内心深处，从来还没有任何跟它不相符的东西。然而我也时常感到，我自己所做的好事结果招来一系列的义务，变成了一种负担；那时，乐趣就消失了，同样的好意在开始时使我非常高兴，继续下去却成了叫人受不了的伤脑筋的事情。在我短暂的幸运的日子里，很多人有求于我，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人的要求。我为他们办的好事都是出于一片真心，然而招来了始料不及的层出不穷的义务，这一桎梏从此就无法摆脱了。在受惠者的心目中，我为他们办的好事就好比是第一批付款，以后还得一笔又一笔接着缴纳；而只要哪一位把所受的恩惠当作铁钩钩到我身上，那就算把我从此拽住了，而我自觉自愿地做的第一件好事竟给了他无限的权力，以后一有需要就来要我为他效劳，即使是力所不及也无法推辞。就这样，十分甘美的乐趣就变成了难以忍受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