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某天的晚上,朱自清与俞平伯同游秦淮河。其时俞平伯在浙江做视学,朱自清在温州教书;更为我们所熟知的,则是二人都已在新文学的舞台上扬名立万,是用白话做“美文”的名家了。此次同来南京,似乎是参加教育方面的什么会议。既到南京,荡漾了六朝金粉的秦淮河似乎不可不游(尤其俞平伯还从未去过);既游秦淮,身为文人似不能无作。二人遂相约各做一文,以志其事。

于是便有了新文学中的两篇散文名作,——这是二人自己命题的同题作文,都叫《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名虽相同,二人写来却是各有侧重:朱自清偏于纪事写景,游河的过程,舟中岸上的景致,娓娓道来,交待得清清楚楚,更像一篇中规中矩的游记;俞平伯则偏于述感说理,最用力处在于捕捉到秦淮河上艳异的气氛,和他此行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与朱文相比,似乎是更多几分诗的空灵了。新文学尚在争取合法性的阶段,落实到散文上,便是要竭力做得美仑美奂,以证明白话文可以写得像古文一样漂亮。这两篇也颇在文字的精致光润上用力,虽说相比之下俞平伯更浓艳华丽,朱自清则要清淡一些。要之是一样的留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吧。不过这里提起两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倒不是想评品文章的得失,我感兴趣的是文章的内容:两个经过新文化洗礼的年轻文人到了这颇多色情意味的地方,有何异样的感觉?秦淮河之为温柔乡、销金窟,早已闻名遐迩;梦里繁华,旖旎风光,其实都与一个“色”字缠绕。

虽无折戟沉沙,然脂粉坠钗,也可认出前朝。朱、俞二人上了河中的小舟,闲闲说起《桃花扇》、《板桥杂记》描摹的秦淮艳迹,一种历史的氛围也就于桨声灯影里在身边弥漫开来。可秦淮河并非全然是发思古之幽情的场所,对于他们,它也是色香俱全的“现在”,耳边是曼妙的歌声,触目是倚栏美女,扑鼻是脂粉香气,身历其境,能无所感?有何感受是来了之后的事,先要问的似乎应该是跑到这里来的动机。朱自清从前同朋友来听过两回歌,都是在茶舫上,扰囔声里,颇不适意,后听说歌妓被取缔,无端地有“怅怅”之感,——那么这一回大约是要好好听一回歌吧?俞平伯是初到,每到一地,搜奇揽胜,在文人似是题中应有,何况秦淮河之奇又更在一种暖昧不明的情调呢?猎奇的心理可以说人皆有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色情场所即算得上一奇。现而今出国的人每不忘看上一回夜总会、红灯区,未必是有心或有胆要去做嫖客,为的是要一睹西洋景,其情形就像刘姥姥逛大观园。在“旧社会”这用不着出国,从乡下跑到“娼”盛的都市,做主人常要将领着看看妓家风光当作略尽地主之谊。

《知堂回想录》里周作人记他1901年头一次到上海,就曾随了人一道去四马路的青莲阁喝茶,四马路是上海妓女最集中的所在,青莲阁则是集散地,据周作人说,“凡往上海观光的乡下人,必定首先到那里去……那里茶本来颇好,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乃是看女人;你坐了下来,便见走着的全是做生意的女人,只等你一句话或是示意,便兜搭着坐下了。”周作人看出了什么名堂,他没说,印象不佳是肯定的,因为那里都是“野鸡”一流的下等妓女,去街头拉客也就一步之遥,实在恶俗不堪。相比起来,秦淮河上似乎要风雅得多了,月色下明灭的波光,画舫灯影中姑娘的靓妆,花的香气,脂粉的香气,都让这销金窟有了醉梦的诗意,以致俞平伯的意识中,眼前朦胧的一切都幻化为“一个如花的笑——这么淡,那么淡的倩笑。”所以二人躺在小艇的藤榻上观望闲谈,心下倒也并无不快和罪恶感,虽说俞平伯承认,诱惑是有的,“且于我已留下不易磨灭的印记”。可以证明诱惑为实有的是俞平伯自觉“怦怦而内热”,而据他的衬度,“自认曾经一度摆脱了纠缠”的朱自清也不是止水不波。毕竟是年轻人初出茅庐,“情景是颇朦胧,滋味是怪羞涩的”,好在不像《儒林外史》中那位道学气的马纯上,西子湖边一路逛来“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只知道“眼观鼻,鼻观心”,朱、俞二人还有看景致,看靓妆的余裕。

假如不是后来卖唱的逼上前来拉生意,二人的秦淮之游也许由开始的紧张“羞涩”到渐渐放松自在,也就这么过去。可待卖唱的逼上身来,事情似乎一下变得严重:在先他们是观光客,虽有动于中,眼前的一切也是云里雾里有着距离,与己不生干系,现在却好像真与这风月场有了实质性的牵连。这一幕委实有几分戏剧性,在二人的文章里也都是“文眼”:歌舫拢到他们的船边,伙计跨过来递上歌折让点歌。俞平伯来得干脆,扭过头连说“不要”;朱自清长俞两岁,来过两回,要在老弟面前显大方,接过歌折视而不见扫一遍,又还对歌妓看两眼,想要拒绝得不那么生硬,结果还是窘到脸红耳赤地说不要。那景况,要以俞平伯的记述更有趣:好!自命超然派的来看榜样!两船挨着,灯光愈皎,见佩弦的脸又红起来了。……老是红着脸终久不能打发人家走路的,所以想个法子在当时是很必要。说来也好笑,我的老调是一味的默,或者干脆说个“不”,或者摇摇头,摆摆手表示“决不”。

佩弦便进了一步,他嫌我的方术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摆脱纠缠的正当道路惟有辩解。好吗!听他说:“你不知道?这事我们是不能做的。”这是诸辩解中最简洁,最漂亮的一个。可惜他所说的“不知道?”来人倒真有些“不知道!”辜负了这二十分聪明的反语。他想得有理由,你们为什么不能做这事呢?因这“为什么!”佩弦又有进一层的曲解。那知道更坏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一哂而去。……——“你不知道?这事我们是不能做的。”答得真妙,伙计回说“不知道!”追问“为什么”更是十二分的妙。一问一答加在一起,幽默到妙不可言。不过,当事人没有一点制造幽默的意思:辩解者十二分的严肃,追问者则是十二分的不解加不满。答者那句话的重音显然在“我们”上,“我们”里隐含了朱、俞二人对自我身份特异的定位。那么,“我们”是谁?——读书人?那是说不通的。走马章台,醉卧花丛,历来被文人视为风雅事,唐代的孟郊中了进士,“春风得意马蹄疾”,要“一日看尽长安花”,还写进诗里,硬是骨头轻得不行,哪里会有什么心理障碍?

“我们”是指未经历练的新手?初涉风月场者临阵露怯落荒而逃者自是不少,却没有几个这般郑重搬出“我们”做辩解的。所以说“我们”,只能是指“新文化人”——像他们那样的知识分子新近获得的身份。新文化人有新的道德标准,新文化之为“新”是全般的,其中就包含了对性的严肃态度,对妇女人格的尊重。可惜他们脸上并未写着“新文化人”的字样,这里的伙计想来阅人无算,那份世故练达却并不能助他看出眼前这两位与寻常客官有何相异处。不知朱自清“进一层的曲解”是何内容,若是朱自清在那里认真地向伙计阐述新文化,这颇富喜剧性的一幕就更令人绝倒了。事情还未结束,——二人终于将不断上来纠缠的歌艇打发走之后,开始认真地进行自我反省。这里有两问,其一,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起先未尝追究,就这么来了,经了方才尴尬的“短兵相接”,不由就要扪心自问一番。

其实归于游客的心理也就可以将自己敷衍过去,但“情哥哥偏寻根究底”,结果二人都认定,“欲的胎动是无可疑的。正如水见波痕轻婉已极,与未波时究不相类。”其二,既然有“欲的微炎”,何以卖歌的找上前来却又避之唯恐不及?二人说法不一,朱自清说他是受到道德的制约,俞平伯则说他是因为一种“似较深沈的眷爱”,他且背诵周作人的诗句来说明这立场:“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孩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后者是人道主义的态度,究其实还是一种道德感,不过是由内向外推己及人而已。在桨声灯影的秦淮河上,如此一本正经地讨论这等问题,若过去的风流文人有知,一定要大呼“煞风景”。其实过去的人对出入风月场,也不是全无顾忌,在一般人眼中,接近妓者总算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

但在旧时的人,那或许是担心会于个人的前程有碍,通俗文学中叙述因沉醉勾栏而败家或自毁前程的劝惩故事,委实不少;要不即是对欲望本身怀有罪恶感,声色之乐则正是欲望也即罪恶的证明,至于是否是对女性的侮辱伤害,非其所计。在朱自清、俞平伯,问题则在于“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稔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同情歌者的不幸,古代文学里并非没有,君不见浔阳江头,“江州司马湿青衫”?可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叹,大半倒是对自己宦途多舛的自怜,即或怜惜瑟琶女,也是怜其个人的遭际,不像朱自清,其对“赏玩”态度的自责,乃是基于现代的人格平等的意识,具有更多道德原则的意味了。人格平等,似应是现代人共有的意识。

不过我相信,后来的人未必会像朱自清、俞平伯那辈人将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毕竟是启蒙时代的人,人生的种种都可以成为事关原则的“问题”,什么事都要来一番“为什么”的追问,且要得到理性上的彻底解决,而对于他们信奉的新道德,他们又自有一份后人所不及的执着与虔诚,——这才有朱、俞二人口问心,心问口的自我审视,他们也才会从一次游玩的尴尬中“升华”出如此严肃的讨论,而且郑重其事地宣示于众。幼稚可笑么?有点。大约只有未经世事的年轻人才会这样“小题大做”煞有介事,玩世不恭的人甚至要怀疑他们在那里“为文造情”,因为太不自然,太像做文章。然而游记里夹上那样一通议论有硬“做”的味道是不假,生硬笨拙里投射的却恰恰是作者情感态度的诚与真,——那似乎是五四文学的典型特征。幼稚也罢,可笑也罢,那里实有五四一辈人的不可及处。试想求之于今日,求之于我辈,那份认真岂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