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与13世纪的中国”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0年8月16日至20日，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元史研究会和香港教育学院联合举办的“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来自英国、意大利、瑞士、日本、韩国、克罗地亚等国的60多名学者和专家，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大学、研究所、政府机构和新闻出版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本次研讨会共收到59篇学术论文。与会的学者和专家就马可·波罗是否来到中国，以及马可·波罗在《世界纪录》和《世界纪录》中描述的13世纪的中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与会者的论文和发言从选题和研究深度两个方面反映了世界马可波罗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更高水平。
一、马可·波罗的中国与身份
自700年前《世界纪录》出版以来，马可·波罗是否真正到过中国，一直是国内外马可·波罗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早在1941年，著名学者杨志久就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一份重要文献，证明了马可·波罗访华的真实性。自那以后，德国学者赫伯特·弗洛克、美国学者黑格和英国学者克拉格·克鲁纳斯都对马可·波罗访华提出质疑。1995年，英国学者弗朗西斯·伍德写了一本书，否认马可·波罗访华，引发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又一轮辩论。在这次会议上，伍德博士也出席了，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杨志久(南开大学)的《马可·波罗在中国》阐述了一系列关于马可·波罗来华的新研究:正如马可所言，天德乔治国王、当地的阿尔贡人、王固人和蒙古人的身份都与当时的情况相符；马克想起了元世祖的生日和元旦的庆祝仪式，这与《元史》中记载的相似。马克记载的元代刑罚数量与汉族相同。《马可波罗来华新证——北京大学内部三证》以马可波罗关于东方和汉文化区日常生活的非凡故事为开端，给出了马可波罗来华的三个新证据，即马可波罗关于维吾尔族古代可汗诞生的传说、蒙古政府拆毁汉区城墙的法令和忽必烈的路旁植树，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汉波斯同时期的史料中印刷。
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地位，目前有三种观点，即中央军委副大使、扬州行政长官和交接商人。根据(南开大学)和他对《世界纪录》中严起义的解释，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身份应该是宫廷侍从和商人。马克陪同忽必烈亲自远征乃延，他也以宫廷侍从的“后方”角色出现。当我们把马可·波罗的身份解释为宫廷侍从的“后级”时，关于他在大汗的命令下在扬州生活了三年而没有担任正式官员的说法只能说得通，站得住脚。
第二，关于马可·波罗的生平和他的《地图集》
关于马可·波罗的生平和旅程，《世界纪录》的各种版本及其对欧亚文化的影响也是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还利用实地考察以外的史料、实物分析和各种历史以外的方法开展研究，以新颖独特的视角，拓宽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领域。克罗地亚学者安东尼·伊莫涅茨的《百万:马可·波罗的绰号——数量单位及其作品的相互作用》以《百万》为中心，对马可·波罗的家谱、家宅变迁及其绰号“百万”的由来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本文从语言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百万”一词与马可波罗的关系进行了有趣的分析，并为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另一个证据。
伍德布鲁没有强调或坚持马可·波罗对从前线来中国的否认，但在提交给会议的《版本与性格》一文中，他仍然从研究《世界纪录》的各种版本开始，并指出许多学者忽视了该书的早期手稿和印刷本在复制过程中可能会不断增加不同时代的新内容，其“确切来源”应该是“一部关于近东和远东的中世纪资料集”。因此，在引用该书时，学者们应注意清楚地区分添加到文本中的信息，并使用“批评方法”。对此，杨志久回答说:“马克的书可能有错误、遗漏、增补等。被后人复制后，但总是一个小数字。它不会影响书的主要结构和内容，也不会抹杀书的真实性。”瑞士学者迈克尔·汉斯的《重构马可·波罗的旅行——传奇与现实》是基于大量的田野和物理研究。认为马可的旅行对中世纪欧洲制图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验证了马可所提及的大量地名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