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高能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双南说:什么是科学精神,东西方的区别是什么?

简而言之,科学精神就是找出问题的根源。具体来说,科学有三个要素,包括科学的目的、精神和方法。

科学的第一要素是科学的目的,即发现各种规律,它不限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规律,还包括其他学科研究的各种规律,如心理学、行为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当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的对象并发现不同的规律,但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规律”,而且它们都符合科学的另外两个要素。然而,并非所有显示规律的学术研究都是科学研究,因为许多学术研究并不完全符合科学的另外两个要素。

科学的第二个要素是科学精神,它包括三个内容:质疑、独立和独特。

“质疑”实际上是最基本的科学精神,也就是说,以前的结果、结论,甚至被广泛确认和接受的理论体系都需要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但是“质疑”与“怀疑”并不完全相同,更不用说完全否定了。“提问”实际上是批判性地学习和接受。它的目的是显示漏洞,缺陷,不完善,未经测试或不完全适用的地方以前的工作。例如,爱因斯坦质疑牛顿力学和牛顿引力理论,发现牛顿力学和牛顿引力理论只有在低速(相对于光的速度)和弱引力场(空间扭曲可以忽略)时才是正确的,否则就需要使用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关于“质疑”科学精神的起源,现在很难追溯。至少从公元前600年左右,米利都、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的导师孙三这一代开始研究“原始”问题。学生阿那克西曼德质疑并进一步否定了教师泰勒斯的理论,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学生阿那克西美尼质疑老师阿那克西曼德和导师泰勒斯的理论,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这个过程是“提问”的精彩表现。然而,笛卡尔在1637年的《科学中正确运用理性和追求真理的方法论》中,完成了对“质疑”科学精神的最系统的阐述。

“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指的是科学研究发现的规律与研究者、研究方法和研究方法“无关”。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科学研究人员必须有独立的思想,科学研究工作也是独立进行的。只有独立取得的科研成果才有科学价值。当然,这并不排除学术交流与合作,因为交流与合作往往是激发研究人员个人创造力的有力途径,这也是最终产生高度原创的独立研究成果的根本原因。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意识到应该有独立于人类的科学定律。他强烈主张人类应该遵守自然,发现规律。然而,他反对改变自然条件来做实验,并认为人造实验不能获得自然规律。他的思想极大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直到伽利略时代,它才被彻底突破。

“唯一性”是指科学规律的唯一性。无论是谁做的这项研究,无论是在上述地方做这项研究,所发现的科学规律都是一样的。大约在公元前600年,米利都开始探索世界的原始问题,这应该基于科学规律的“唯一性”。由于科学精神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科学就是科学,没有所谓的东方科学或西方科学。科学的第三要素是科学研究方法,它也包括三个内容:逻辑化、量化和实证化。科学研究显然源于哲学,哲学研究所建立的逻辑化是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学术研究获得的博士学位通常以“哲学”开头,被称为“哲学博士”,这就是原因。在运用哲学的逻辑化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量化是必不可少的。没有量化,模型就不能通过归纳来建立,也不能通过推导来预测和通过实验来进一步观察或测试。

数学研究所建立的各种计算方法和工具使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和哲学研究分道扬镳。科学研究的量化使得科学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得到应用。量化是科学和哲学完全分离的最重要标志。实证主义是最需要强调的科学研究方法。从天文学研究给人类对宇宙的理解带来的几个巨大飞跃中可以看出,每一个重要的发展都是当旧模型的预测与新的观测结果相矛盾时,或者旧模型根本没有预测到的观测结果不能用旧模型来解释。旧模型可以被新的观察或实验推翻或修改,但这些旧模型也是科学理论,是追求“唯一”正确科学理论过程中的必要阶段。

最后,顺便说一下,当我谈到“科学方法和美学”这门课时,一个学生问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古希腊和中国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古希腊人倾向于推翻老师的结论,进一步发展老师的工作,而中国人(尤其是儒家)强调前人的工作,相对来说很少侵犯老师。这可能是东西方科学差异的原因之一,但是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差异呢?”我自己回答不出来,所以我去朋友圈子寻求帮助。华中师范大学的于教授回答说:“也许是因为我们国家崇拜祖先。我们的祖先越老,他们就越有权威。”事实上,儒家思想也在不断地颠覆和修正前人的说法,但每次被修正,都说这是孔子的意思。孔子通过注释孔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许孔子自己也有这种倾向,说李周应该恢复。在现代,同样如此。无论提出什么新的说法,都必须说是马克思老人的意思。"

张双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领域包括黑洞、中子星、宇宙学和空间天文学。天宫二号“天极”伽马射线爆发偏振测量项目、“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项目和几个大型国际合作空间天文学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他被选为全国优秀青年、长江教授和“千年大计”。荣获意大利费拉拉大学“赵九章杰出中青年科学奖”和“哥白尼科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