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友友教授的团队在青蒿素研究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她的团队发现双氢青蒿素在治疗高变异性红斑狼疮方面有独特的效果。根据早期临床观察,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和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有效率分别为90%和80%以上。涂有友教授表示,随着青蒿素研究的深入,未来将产生更多的科研成果,更多的新药将投入临床使用。作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9岁的涂有友仍然站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回顾她60多年的科研生涯,涂有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将毕生致力于青蒿素的最佳利用,使中药造福全人类。"国家需要是我努力的方向。"

2015年,涂有友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尽管赢得了许多奖项,涂奶奶却隐居多年,很少公开露面。最近,青蒿素对红斑狼疮有效的消息令人鼓舞。红斑狼疮被称为“不死癌症”。然而,对于涂有友团队的成员来说,青蒿素在红斑狼疮的治疗中并不新鲜。

青蒿素的研究远未结束。

涂有友教授的研究小组从20多年前就开始使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所研究员杨澜于1995年加入屠友友团队,并担任屠友友的助理。她说,根据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药效学和安全性研究,1995年至1997年,涂有友研究组委托北京中医医院进行双氢青蒿素片治疗红斑狼疮的临床观察。结果表明,双氢青蒿素片对各种光敏性红斑病变的消退有明显效果,对关节痛、全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尿蛋白阳性等全身症状指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对于同时服用激素的红斑狼疮患者,在不增加激素剂量的情况下,病情仍可得到改善,激素剂量逐渐降至5mg/天维持,表明该药物对红斑狼疮有确切疗效,且无明显毒副作用。双氢青蒿素有潜力发展成为新一代安全有效的治疗红斑狼疮的药物。

2011年,涂有友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

屠友友说,中药是一座宝库,还有许多资源有待开采。以青蒿素为例,随着团队对青蒿素研究的逐步深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在她看来,青蒿素的研究远未结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将来会有更多的新药投入临床使用。涂老说:“国家需要我做的事,我应该尽力去做,国家需要的是我努力的方向。”

颁奖前后生活没有太大变化。

涂有友对获奖漠不关心,直到去年才获得“改革先锋”的称号。屠友友说他一生都想做好科研工作。他希望青蒿素的研究将得到深化,更多的药物将被开发出来,造福更多的人。他没有别的想法。“我这个年纪,身体不好,没想到会得到什么奖励。我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奖。”

1955年参加工作,屠友友从事医学研究64年。她说她错误地进入了医学界。“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常看到我身边的中医治好许多病人。那时,我认为研究医学来免除这么多人的痛苦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是说实话,我没有想到我会一辈子沉浸在医学的世界里。”1946年,16岁的她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被迫辍学。那时,医学还不发达。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她的病情得以好转。这次经历也让她对医学感兴趣。她于1951年高中毕业,在北京大学医学院申请医学专业。

20世纪80年代,涂有友在工作

在她看来,丈夫的支持对她这些年来专注于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多亏了我们家的老李,我们都指望他在菜市场买菜、洗衣服、做饭。”涂有友笑着说,李廷钊是他的生活秘书。涂有友先后获得诺贝尔奖和国家最高科技奖后,她就更加忙碌了。通常,涂有友会在家与记者或客人聊天,而李廷钊则负责附近的繁忙工作。

说起他的妻子涂有友,李廷钊有一张可爱的脸。“她年轻时工作太努力,经常在实验室呆几天。当时,实验室条件也不好。”如今,涂有友的视力和听力都大大下降了。有时她在家和她说话,只有当她大声说话时,她才能听清楚。几年前,他一直敦促妻子在有空的时候多休息,多花点时间陪陪孩子和孙女,但事实上这很难做到。"只有当两个孙女在暑假来看望她时,这个家庭才能团聚。"

李廷钊告诉记者,2015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曾打电话给涂有友,但涂有友不知道对方的来历,错过了电话。后来,当她在电视上看到新闻时,她知道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得知这个奖项后,她一度想放弃去参加典礼。因为那时候,她腰疼,每天久坐后就变得很厉害。当她听说飞行需要10个小时时,她不想去参加仪式。后来她明白了,这个奖项代表中国,是中国的荣誉,所以她决定接受这个奖项。

年轻时,涂有友的科研“试药”经历也让李廷钊惊出了一身冷汗。1972年,当他在云南“第57干校”工作时,有一天他接到了涂有友的一个同事打来的电话,说:“你应该快点来。”他吓了一跳。原来,在那段时间里,涂有友在实验室里日夜用乙醚溶剂浸泡黄花蒿来制备实验药物。结果,涂有友因有毒化学物质中毒昏迷。李廷钊照顾妻子一周。

说起这段经历,涂有友轻描淡写。1972年,国家“523”办公室要求在中药所在的海南疟疾区试用黄花蒿有效提取物,观察临床抗疟效果。这需要为临床前毒性试验制备大量青蒿琥酯提取物。但当时,几乎所有的制药厂都被关闭了,而涂有友研究小组只能找到七个大的水箱来装人们的家庭改善用水,把乙醚溶剂放进去,把青蒿浸泡进去。乙醚等有机溶剂对身体有害。当时,设备和设施相对简陋,没有通风系统。最多,每个人都会戴上面具。有一次,涂有友在做实验时突然晕倒。她的同伴们急忙把她送到医院检查,却发现她因接触大量化学溶剂而患了中毒性肝炎。由于肝功能受损,她的嘴里满是牙疼甚至松动。在那段时间里,她只能吃软的食物,甚至流动的食物。

李廷钊说,虽然杜有友这些年来赢得了很多奖项,但整个家庭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她比以前更加关心这个家庭应该如何生活以及他们应该如何生活。"

他80多岁了,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李廷钊说,随着他近年来获奖,越来越多的人来采访或寻找她,这让他有点不习惯。有时候,家里的电话一整天都在响。然而,涂有友拒绝了绝大多数采访,即使涂有友在2016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没有参加官方获奖者组织的集体采访。“她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现在年纪大了,更喜欢安静。因为她的腿和脚不好,只要她有时间休息,她基本上在家看书和看报纸。”她很少回她的家乡宁波。屠友友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荣誉已经过去,是时候冷静下来,继续做事了。”

李廷钊说,涂有友从事科学研究已经几十年了,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1972年,涂有友在海南用他的抗疟疾药物进行临床试验,而李廷钊被分配到云南“五十七干校”。当时,他们的大女儿李玟只有4岁。最小的女儿李俊被送回宁波老家,由在宁波的父母照顾。直到她3.5岁时,她才第一次见到她的母亲。很长一段时间,我女儿不想给我父母打电话。这让涂有友和李廷钊感到很不舒服。李俊说,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孩子都有父母陪伴,但她是一个人。直到她长大了,她才慢慢明白。很长一段时间,李俊都不想回北京和父母住在一起。直到两年前,她才把她的户口从宁波搬到北京。

说起女儿,杜有友感到内疚。“在我们这个时代,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你只能在孩子被扔掉后马上离开。在我们看来,这种对国家的牺牲算不了什么。”直到现在,89岁的屠友友仍然没有退休的想法。特别工作组仍然需要她做大量的工作,而且她仍然必须每天工作十个多小时。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她非常关注该团队对青蒿素研究的每一项进展。“当我们对研究有疑问时,我们总是可以找到屠老师。她也很乐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像她这样的伟大科学家经常和我们讨论问题。我们的团队,无论老幼,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青蒿素研究中心的一名成员说。

同事和学生眼中的涂有友

"她认识到的东西将会被研究一辈子。"

中国中医研究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廖·龙符已经和涂有友共事了几十年。他说,涂有友身上带有那个时代科学家的独特印记。"当国家需要它时,个人不得不向前冲,不管他们有多困难。"1972年,涂有友长期在海南与病人打交道,至今仍有很大风险。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她知道开发新的抗疟疾药物的紧迫性。为了挽救更多的生命,她宁愿自己冒险。由于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即使他偶尔回家一两天,他也会立即去实验室组织讨论和报告。几年后,涂有友与家人几乎没有联系。

涂有友对名利的漠视给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涂有友在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之前,曾获得中医药领域的一个享有盛誉的奖项——第三届唐氏中医发展奖。200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推荐涂有友参加第三届唐氏中医发展奖,但涂有友拒绝了。当时,她打电话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议推荐年轻人参加选举。“她当时说,我50多岁了,还拿这个奖干什么?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都被其他人追求。她对奖项不太感兴趣。”

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蒋,也是涂有友的老同事。这两个人也一起工作了几十年。他说,自开始从事科学研究以来,涂有友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钻劲。只要她能正确认识事物,她就会终生学习。当时,临床试验需要一些青蒿琥酯提取物,但制药厂基本上停止生产,只能自己制备。涂有友不得不找了几个大罐子,把乙醚溶液倒进里面,然后把黄花蒿浸泡在里面,生成测试样本。然而,乙醚有一种非常刺激的味道,而且极易挥发。当时,整个办公室充满了刺鼻的乙醚气味,没有排气系统,甚至没有风扇。然而,当使用这些乙醚提取物进行实验时,她将长时间暴露在挥发性乙醚中。时间长了,她会觉得头晕,甚至无缘无故流鼻血。有一次,他因中毒而昏迷。

1985年,涂有友在实验室

江说,自2000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把青蒿素作为抗疟药物的首选,并在全球推广。据蒋介绍,涂有友获奖并受到表彰,是因为她和她的研究团队第一个将黄花蒿的化学活性位点引入“523”,第一个分离出青蒿素,第一个进行临床工作。“首先是主动性。科学研究的灵魂是独创性。这表明人们认识到创新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倡导原创创新、追求卓越的积极能量正在增长。”

工作是她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杨澜研究员对涂有友印象最深的是她对工作的执着。“屠老师整天都在想青蒿素。如何最大化其功能?对屠老师来说,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生活的乐趣来自工作。工作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在杨澜的印象中,涂有友是一个善良谦逊的科学家。在她的生活中,她和隔壁的一位慈祥的祖母没有什么不同。“有时人们整个上午都很忙,中午她和一些年轻人一起吃午餐,边吃边工作。”

土族友谊的生活很简单。有时候,她整天呆在实验室里,中午和办公室的同事一起吃午餐盒。多年来,旅游组织单位涂有友基本上没有参与。她唯一一次外出旅游是在有一年她找了一个全国先进工作者,去北戴河疗养了两天。尽管如此,她还是提前回来了,因为她工作太忙了。由于长期的实验和实验室观察,涂有友经常需要长时间保持相同的姿势,有时还要整天泡在实验室里。这使得杜有友的腰腿陷入了疾病的根源,尤其是常年困扰她的腰疼问题。

这些年来,涂有友的血糖和血脂都有点高。但是只要他有空,他还是会来办公室指导年轻人的。涂有友的一名学生告诉记者,涂总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工作上的事情要求很严格。在实验的方向上,她总是亲自检查。只要她在实验中遇到问题,她就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涂有友对他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要求非常严格。他总是逐字修改学生的论文,甚至标点符号。因此,选择涂有友作为导师的导师和医生通常“压力很大”。涂有友一直坚持不在她没有主持或参与的话题或论文上签名。她不止一次强调,没有参与就意味着没有参与。她不能仅仅因为是研究小组的组长就在文件上签字。

——原标题:89岁的涂有友:国家需要是我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