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来宾们，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明年将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对科学的呼唤已经回荡了整整一个世纪。说到科学，人们很容易理解为科学知识。事实上，它还包括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其中，科学精神是科学知识中的领导者和思想观念。在我看来，中国在1919年缺乏科学精神，2019年仍然缺乏科学精神。
你为什么这么说？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最终都是由缺乏科学精神造成的。
以科学技术为例。我们原始创新能力低，基础研究薄弱，重大理论突破和原始领先成果罕见。你可以找到1000个原因，但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是缺乏科学精神。缺乏科学精神伴随着许多丑恶现象，如学术腐败、欺诈、夸张和浮躁。
缺乏科学精神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科学技术领域，而是整个社会的。例如，关于健康的谣言层出不穷，在中国尤其容易传播。每个月底，《科技日报》都会拿出一整版来驳斥这个谣言，但这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谣言太多了。可以说，谣言满天飞，真相还没有大白于天下。公众宁愿盲目跟随一些“名人”对敏感问题的猜测，也不愿寻求和相信科学答案。
诚信问题正深深困扰着我们的社会，其始作俑者也是缺乏科学精神。众所周知，契约和顺从是区分人类和动物的重要标志。那些能够签订合同并信守承诺的人必须是那些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人，那些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人必须是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那么，什么能创造独立的人格呢？古希腊人给出了经典的答案:科学。独立的人格来自于一颗被科学武装的坚强的心，依赖于自然法则面前平等的精神。可以说，契约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孪生兄弟，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
2018年5月28日，《科技日报》头版推出了一个名为“科学精神的方方面面”的新栏目。开篇专栏是本报记者的一篇报道，“60万元”土豪“保鲜针”戳穿了无知与无知，并附有专家点评。我写了开篇专栏。此后，我们陆续推出了“科学精神场”、“科学精神大师讲座”、“科学精神让你我相连”等一系列相关栏目。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科学实践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总称。
科学精神是一种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由科学的本质决定，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家的行为，这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功的保证。另一方面，它逐渐渗透到公众意识的深层。
科学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它包括批判性提问、求真务实、不懈探索、勇于创新、包容、宽容失败等。尤其应该强调两点。首先，科学精神不能等同于科学成就。从长远来看，科学精神和科学成就肯定是正相关的，但不一定是在短期内。没有科学精神的支持，你也许可以暂时取得一些科学成就，但它注定不会走远。第二，科学精神不能等同于科学家。即使你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倡导和实践科学精神，你也不能成为科学精神的化身。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你仍然可能做违背科学精神的事情。
科学是进口产品，而不是我们当地的特殊产品。它从一开始就不适应中国。“西学东渐”也是一个外来词，指明末清初、清末民初西方学术文化传入中国的艰难曲折过程。
明朝万历年间，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这时，在科学技术方面，西方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仍处于蒙昧状态，导致巨大的潜在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传播基督教和科学技术，触动了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但总的来说，中国的所有阶层，从士大夫到平民，都不购买宗教或科学。清雍正年间，开始禁止教学。甘龙皇帝更是独一无二，他只是把传教士赶出了中国。就这样，150年来第一次，西学东渐失败了。
与第一次西学东渐相比，第二次西学东渐就不那么温柔了，默默地滋润着东西。1840年，西方列强用强大的船只和枪支开辟了道路，将鸦片和科学混为一谈，并强行把它们塞进中国。你必须接受，不接受也必须接受，非常无礼！中国社会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学术思想。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感到敬畏，另一方面，他们也感受到“知识的力量”。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所谓“向外国人学习”就是向西方学习。今天，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命题，但在当时，这是一个开创性的理论，因为人们充满了“中国优于其他国家”和“中国优于其他国家”的概念。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推翻君主制到五四运动，80年来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激烈碰撞。西学东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才能与之匹敌。经过西学的洗礼，中国人的观念开始改变，社会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思想先驱应该被人们记住。他们是林则徐、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胡适、鲁迅、陈独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精神的认识也在探索中深化。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布了“进军科学”的命令。随后，国家出台了科技发展“12年规划”，取得了以“两颗炸弹一颗星”为代表的一些重大科技成果。然而，在那个时期，工人、农民和士兵处于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最严重的挫折，科技事业进入了严冬。
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给中国带来了一个科学之春。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强调“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1988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提出这些结论，无疑显示了非凡的政治勇气和伟大的理论勇气，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可。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今天，其中一些概念似乎需要讨论和澄清。
科学和技术原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既有结合面又有分离面。中文中“科技”的缩写，合而为一，给人们带来许多麻烦和困惑，认为科技是相似的，没有太大的不同。不仅普通人这么认为，一些政府官员也是如此，包括科技系统的管理者。
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因此有不同的管理方法。
以科学研究的方式管理技术发展或以技术发展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是不可行的。混淆这两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说技术就是生产力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科学是生产力，它有一些限制。
首先，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中，尽管人类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科学，加深对自然的理解，但我们很难找到科学发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例子。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的时代，以及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的时代都是如此。部分科学已经成为生产力，这距离19世纪只有200年了。
其次，科学分为学科、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有些科学是生产力；有些不是现在，可能是将来。还有其他人永远不会。例如，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数论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毫无价值。一旦“哥德巴赫猜想”或“孪生素数猜想”被证明，我们就不能指望它会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但是这些数论研究科学吗？当然是了！许多科学研究只是为了揭示自然规律和探索自然奥秘。它们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也不能转化为生产率。在我们的本性中，这些科学研究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事实上，提高生产力只是科学发展的一种衍生效应。如果只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科学，那它就是矮化科学。
例如。从5世纪到15世纪的1000年间，由于封建分离主义和天主教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中世纪的欧洲贫穷、落后、愚昧。当时，欧洲人把自然界中许多不可理解和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归因于魔鬼或天使，因此经常感到焦虑、恐惧和不安。
文艺复兴后，启蒙运动在欧洲再次爆发。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主义，科学随之产生。科学兴起的结果是觉醒。这个词在英语中也很少见。这被称为祛魅。用我们的话说，所谓的“祛魅”，就是破除迷信。赶走恶魔和天使，用理性解释世界，用自己的双手掌控命运。自那以后，欧洲的世界观呈现出新的面貌。正是由于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崇拜和科学的兴起，欧洲国家才被直接从宗教神权社会提升到世俗社会，并开始了近400年的现代化进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无法适应生产力的“篮子”。今天的人们应该超越对科学的这种功利的肤浅理解。科学能做什么？它能带来人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人们常说我们应该尊重人才和知识。事实上，尊重科学更重要。如果你尊重科学，你自然会尊重天赋和知识。这是标志和本之间的关系。
弘扬科学精神不仅是科学界的内部事务，它关系到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不可或缺。
因此，我们说，以科学精神为指导的创新活动充满活力和希望。
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这是《科技日报》的宗旨。我希望它也能成为我们的国家意志和全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