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科学传播》杂志的主要讨论主题是科学与民主，以及两者结合的研究。支持外国科学传播的期刊模式已经从“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转变为“公众参与科学”。最大的不同是公众主动性的增加。在一个民主方法如西方公民投票盛行的时代，公众参与的结果对科学决策有重大影响。期刊论文反映了科学界和传播界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和改进在人民中普及科学思想的方法来促进社会舆论支持和促进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2013年《科学传播》的文章和评论可分为三类:理论建构、实践研究(不包括实践案例研究，只涉及宏观实践)、案例研究(包括实践案例研究)和作品评论。

一、科学传播理论研究

有四篇关于科学传播理论的文章:杰森·奇尔弗斯，“反身干预？”《公共科技对话的主导作用、学习和反思》，安德里亚·班德利和艾莉·科尼金，《科学中心与公众参与:方法、策略和障碍》，萨拉·r·戴维斯，《建立公众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科学技术方法和两项英国研究的谱系》，斯蒂芬·g·萨普、彼得·f·科尔辛、查理·阿诺特和詹妮特·j·h·威尔逊，《科学传播和公众舆论形成的合理性》。讨论的焦点是公众参与的特点。

杰森·奇尔弗斯，“反身干预？”《公共科技对话的学习与反思》的主角，通过对社会与科学交流的社会角色、其角色与关系、公共对话与学习与反思本质的关系的定性和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种更具反思性的公众参与科学事务的模式。提出在英国的作用和关系。通过公共对话网络学习仅仅是一种工具，排挤潜在的反身性和相关的学习者。有必要重新研究预期的反思性学习，充分发挥科技的主导作用。它本质上是预设的、互动的、开放的和期待的。

科学中心和公众参与:方法、战略和障碍艾莉·科尼恩认为，科学中心和博物馆正在进行实验，以加强公众参与，并加强公众与机制之间的双向对话。最后，这些活动将加强公众在博物馆决策中的作用。文章分析了公众参与科学讨论背景下欧洲博物馆面临的现状，指出公众在这一机制中做出真正决策的主要障碍和困难。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

萨拉·戴维斯，“建立公众参与:两项英国研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方法和谱系”，使用来自两项英国研究的数据来探索公众参与的相关方法。现在的重点是讨论科学传播的两个重要因素:稳定转变的程度、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模式、公众参与科技的模式以及这些模式的历史或谱系。文章认为，参与是多元的、相关的、以结果为导向的。这些差异可以追溯到个人和专业背景，表明公众参与科学的多重和交叉方法来自特定的历史背景。

斯蒂芬·扎普、彼得·科尔辛、查理·阿诺特和詹妮特·约翰逊，“科学传播和公众舆论形成中的合理性”，研究表明，人们的价值取向显著影响对先进科学和技术的看法，一些危险的学者建议，技术政策应该受专家建议的影响，而不是受价值驱动的公众。这种建议的评估专家的方式可能会喜欢，但是结果受到人们使用实质理性(价值驱动)而不是形式理性(理性驱动)的程度的影响。证据表明，人们的观点受到他们的实质性逻辑的强烈影响。技术政策的形成应该更多地依靠公众意见，而不是公众意见，这需要鼓励更多的理论和实践努力来促进科学的传播。

二是实践研究(不包括实践案例研究，只涉及宏观实践)

只有宏观层面的实际研究文章包括:约翰·奥·卡孔格的评论:促进媒体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以改善对非洲气候变化知识的报道，沙龙·邓伍迪和罗伯特·J·格里芬的评论:新闻教育中的统计推理，马克·韦伯和托马斯·贝克的评论:联邦卫生部基于科学的传播战略。

约翰·奥·卡孔格的《评论:促进媒体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以改善对非洲气候变化知识的报道》指出，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减弱。宣传气候变化相关资金需要新的分配和支出方式。有必要在媒体中吸引真正的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举出气候变化的例子。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发展中国家公众对气候变化科学家和记者的系统性漠视。

《评论:新闻教育中的统计推理》的莎伦·邓伍迪和罗伯特·J·格里芬研究了新闻系1997年至2008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他们普遍支持新闻专业学生使用统计信息推理的需求，并帮助学生在记者就业市场中获得优势。然而，限制是，例如，学生不能和/或不想专注于这些材料，并且大多数系也很难教授这些。这些担忧中有些更情绪化，而不是实际的。

马克·韦伯和托马斯·贝克的《评论:联邦卫生部基于科学的传播战略》总结了美国联邦卫生部过去6年的传播战略。联邦卫生部的物质依赖和神经健康管理服务已经开发了一个基于科学的沟通策略。该局的工作人员阅读科学著作，并讨论他们的推论，以适应该局的传播目标。根据你所学的建立一个策略，并根据实际经验经常优化它。

三、案例研究(包括实际案例研究)和作品评论

共有20个具体案例研究，涵盖广泛的科学传播领域。该书共评论了4篇文章，介绍和评论了最近关于科学传播的国际专著。

案例研究经常涉及气候变化问题。主题是气候变化和媒体。罗德里戈·扎米斯、朱丽叶·平托和玛丽亚·埃琳娜·维拉，“在美国建立气候变化:美国和南美洲报纸报道分析”，研究了四个国家报纸对气候变化的描述。巴西和美国的报纸侧重于政策缓解变化和经济条款，而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报纸侧重于紧急情况和灾难后果，这与之前研究的非美国媒体缺乏科学辩论是一致的。鲁西雅斯帕尔、布里吉特·内里奇和内亚科特基科，“为寻找其规则而进行的科学辩论:读者讨论气候科学”，在研究了“气候门”之后，《每日邮报》的《读者评论》对气候变化社会辩论中的雄辩情况进行了评论。安娜·伊凡诺娃、迈克·施费尔、因加·施利奇廷和安德烈亚斯·施密特，“气候科学已经成为媒体了吗？”根据德国科学家的一项调查结果，科学家与媒体和记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科学家对媒体标准的调整有所增加。这篇文章分析了德国气候科学家是否真的“以媒体为导向”。高层科学家和媒体之间的互动更为普遍，经验较少的科学家更容易适应媒体标准。

生物医学和转基因传播也是案例研究的重点。格雷厄姆·狄克逊和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加强某些科学的不确定性:媒体报道、平衡错误和自闭症疫苗辩论”，研究引入自闭症疫苗辩论对免疫风险判断的影响。平衡组的读者不确定免疫接种不会导致自闭症。他们认为专家的观点有分歧。阅读平衡和那些肯定文章的人之间的关系被“医学专家因潜在的自闭症疫苗而分裂”的信念所抵消。《小报与主流报纸如何提出基因概念的定量框架分析》，认为小报与主流报纸有不同的采访风格，针对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很少有研究系统关注这些差异如何影响科学的传播，基因例子是最准确的。安东尼·杜多的《科学的公共传播模式:生物医学研究者的案例》有助于从经验上理解科学家参与公共传播的要素和过程。布莱恩·布鲁姆菲尔德和比尔·杜林，“公众抗议基因改造的象征性传播:可见的雄辩、象征性的极端和社会习俗”，这篇文章讨论了新西兰一个妇女组织(MAdGE，反对食品和环境基因工程的母亲组织)对转基因食品的抗议浪潮。尼克·德拉戈伊洛维奇和埃德娜·埃因西德尔，《构建合成生物学:进化的距离、自然的定义和非自然原因的反对》，讨论了在什么条件下，在合成生物学专业的应用中感知到的“非自然”会影响公众对它的接受。文章认为，只有当反对者用雄辩来指出这是不自然的，或者当应用程序本身从“不同”的物种中提取遗传物质，导致可见的相关争论增加时，这种担心才能导致对这项技术的负面看法。

四.科学传播期刊反映的研究趋势

2013年，《科学传播》杂志的主要讨论主题是科学与民主，以及两者结合的研究。支持外国科学传播的期刊模式已经从“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转变为“公众参与科学”。最大的不同是公众主动性的增加。在一个民主方法如西方公民投票盛行的时代，公众参与的结果对科学决策有重大影响。期刊论文反映了科学界和传播界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和改进在人民中普及科学思想的方法来促进社会舆论支持和促进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几篇文章侧重于如何教育普通人和促进社会改善援助项目。台湾的文章属于心理学研究。当然，该杂志对台湾的政治态度与西方主流媒体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