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已经开始了。你今年的新计划是什么？也许你需要一个好的日历，然后在上面贴上各种新的标志来迎接新的一年，开始新的生活。
说到日历，我们必须提到古代的历法。在古代中国，历书除了查询日期之外，还有其他用途。在古代，王朝向他们统治下的地区和承认王朝统治的邻近民族政权发布日历和宣布新月，即日历日。所谓“正说”是指一年的开始，“说”是指一月的开始，正说的确定是历法的基本内容。《正说》的发布与接受是关系到王朝统治权力实现的重大问题。自古以来这就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历书1的发展。竹简历书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早期的历书是写在竹简上的。自1975年湖北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日本书》以来，已发现了许多秦汉时期的经书。这种简牍上的历书有不同的名称，后人通常称之为“日书”、“历日”、“历谱”和“质日”。
早期历书不仅具有查询日期的功能，还具有“记录事件”的功能。因为当时的历书非常珍贵，普通人无法使用，通常只有官员才有。官员经常在历书中记录各种公务活动、旅行记录和其他信息，以及一些私人活动。例如，岳麓书院保存的秦简牍中有一条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的“誓日”，其中载有这份历书的主人从南郡到咸阳的旅行记录，还提到了当时的大量地名。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岳麓书院收藏的简牍“质量日”图出自《岳麓书院藏秦简(一)》
江苏连云港银湾汉墓出土的颜渊元年(公元前12年)历法
(日历有一种特殊的排列方式，它形成一个由60根树枝依次组成的矩形，从而将一年中的日历日聚集在一块木板上。)
(作者绘画)
后来，历书逐渐丰富了内容，不仅包括年、月、日等日期信息，还包括节气、太阳时、物候、月相、昼夜长短、日出日落等信息。此外，历书还包括诸如一年之神的位置和历书笔记等信息，这些信息都与日期的选择有关，例如十二值的增加、吉祥的神、魔鬼和日常禁忌。也就是说，每天告诉人们他们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
2.纸质年鉴
纸发明后，人们不再用竹简来写历书，而是把它们复制或印刷在纸上。在敦煌卷轴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唐宋时期的经书。例如，晚唐敦煌地方政府所写的一个日历日期，最初保存在敦煌石窟，现在保存在大英图书馆。历书的前面有一幅九宫图年的图片，上帝的位置，七个obsidians的直接使用，以及各种各样的注释。还有一幅《葛斗法》和一幅《申生人的猴子是元神的生命》。这幅画附有图片和文字。年历还包含日期、树枝、弦(即月亮的图像)、节气、物候和昼夜时间等信息。内容相当完整。
晚唐同光二年(924)以历日为标志。
资料来源:国际敦煌项目
大宋保祐四年(1256)和陈冰十年将有一个日历
图片来源:台湾“国家图书馆”
(宋朝负责编纂历法的部门是帝国历史局。这一年的日历是由当时的于等人计算并通过法令实施的。)
明清时期，随着民族的融合，除了中国历书外，朝廷还专门编纂了满文、蒙古文、回文、藏文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历书。
大明弘治元年(1488年)申年在李彤蜀中的位置图
(作者绘画)
清代满族年表中的申年位置图
(作者绘画)
年历的颁布
在古代，发布历书的过程也是一个盛大的仪式，历书对发布历书有严格的要求。明代沈德富记载，历书印刷后，每年十月一日都会举行盛大的历书仪式。“日本皇宫比大法院好，每个学者和老虎都崇拜大法院，每个案件都必须审理”。
在清朝，每年十月的第一天，文武官员聚集在紫禁城接受皇帝发布的下一年的历书。这天清晨，大臣们早早出门，穿着象征身份和地位的礼服，赶往紫禁城。与此同时，皇家卫队的官员将这些印刷精美的年鉴从皇家卫队护送到紫禁城。年历的尺寸和装裱也不同。皇帝、皇后和其他嫔妃的年鉴是一个装饰华丽的超大版本。封面是用黄绢做的，用绣有金线的缎子包着。给大臣们的年鉴封面上覆盖着红色丝绸。大臣们三个一个地磕头后，会按照等级一个接一个地收到历书。
年鉴的销售和管理
王子和大臣可以从皇帝那里得到历书，而普通人只能自己买。在早期的历书中，由于纸张昂贵，印刷也不完美，普通家庭负担不起。自宋代以来，历书就在民间流行。在明清时期，每年印刷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册历书，基本上满足了大多数家庭的需要。
卖历书的收入也是朝廷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所以政府一直垄断着历书的印刷和销售。在明代，为了防止私印历书，一年一度的《大李彤书》(明代的历法叫《大李彤》)的封面上也印有防伪的公章，内容是:“御卫将发行公章，公章将在《大李彤》印刷之日向全世界发行。造假者将被依法处决。如果他能起诉抓他的人，官员会给他50两银子。如果在加盖公章的那一天没有公章，公章将是同一个私人日历。”也就是说，对伪造或私自雕刻历书的处罚相当严厉，如果是斩首，举报者法庭也会给予五十二两银子的奖励。
明朝嘉靖十八年(1539)的封面
(上面印着“依法惩处造假者，官员将给那些可以起诉逮捕的人52两银子”)
(作者绘画)
年鉴与科学知识的传播
清朝中后期，政府逐渐解除了对私人编纂和印刷年鉴的禁令。当时，一些民间年鉴和年鉴开始增加日常百科知识，甚至一些西方传教士利用年鉴的出版来宣扬和介绍西方当前的政治和科学知识。例如，1843年至1853年11年间，美国传教士戴尔·鲍尔等人共同编纂的《樊华和舒同》传教士历在港、穗、澳等地相继出版。除了出版当时中国和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事件外，附录还包含了中国和西方日历的比较。它还介绍了科学内容，如"东西半球的模式"和"关于确定太阳和月亮之间的食物的文章"。这是当时在中国贸易港口流通的年鉴的重要参考书。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樊华和舒同》对“日心说”的天文认识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自1852年以来，《中西经典著作》也在上海莫海图书馆出版，由传教士岳福生·塞和伟烈亚力编辑。这些通论书籍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成为现代中国人“观察世界”和了解现代天文学和地理学的最早窗口。
莫海图书馆1859年印刷的《中国和舒同西部》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同治十年(1871)航海书(作者)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央天文台根据清朝的“民国历”初步计算了历书的节气。自民国三年(1914年)起，旧的方法不再使用，但外国天文历是参考和计算的现代方法。这时，历书已经涵盖了现代天文历书的基本内容。
民国三年(1914)年鉴(照片来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