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一、我县婚嫁彩礼现状
通过对全县南北二塬和川区的6个乡镇、18个村的抽样调查，全县农村彩礼普遍较高，由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经济条件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所调查的各个村镇之间彩礼价位各不相同，总体呈现出北塬高于南塬、川区高于北塬的趋势，总体彩礼在13万-20万之间。具体为，南塬在14-15万之间，北塬在15-18万之间，川区在16-20万之间，高于20万的属极少数特殊情况，其中：靠近县城、乡镇街道的村子，彩礼在13-14万之间;居住在塬上，虽远离街道，但交通便利的村子，彩礼在14-15万之间;居住在塬上、远离街道、交通不便的村子或者居住在川区的交通基本便利的村子，彩礼在15-16万之间;居住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的村子，彩礼在20万左右，但家庭困难、家里兄弟多、老人年迈、残疾的整体高于以上价位区间，最高的甚至达到27万元;婚嫁彩礼平均每年以3万元左右的速度增长，整体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婚嫁彩礼已成为部分农民致贫的主要原因。
二、高价彩礼形成原因分析
1、宜婚男女比例失调。调查发现，在全县各个乡镇，普通存在着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为了结婚几家人相互抢着出高价彩礼的现象。在调查的村子中，婚龄青年男女比例持平的几乎没有，婚龄青年男女数量相差最悬殊的泾明乡练家坪村男女比例竟然达到了4:1。究其原因，一方面，是20世纪80、90年代农村较严重的重男轻女的现象和计划生育国策深入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年外出打工，女青年留在大城市、嫁到条件较好的地方较多，这也加剧了农村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男孩找媳妇只有掏高额彩礼从条件更差的地方往回买媳妇。
2、受自然经济条件影响。近年来，随着国家系列惠民政策的扶持，农村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受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制约，贫困仍然困扰着绝大多数的山区农民。在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山区的农民一方面希望通过女儿出嫁索要高额彩礼改变贫困的生活现状，另一方面为给儿子娶媳妇积累资金或借此偿还娶儿媳妇欠下的债务。调查发现，在一些自然条件落后、交通条件不便、经济状况差的村子以及生活在这些村子里家庭拖累较重的家庭，结婚的彩礼普遍比较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掏高价彩礼也没愿嫁入的现象。不少做父母的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打光棍，宁可债台高筑，也要用高额彩礼为儿子早早占个媳妇，有的甚至去借高利贷。
3、相互攀比现象严重。在农村，村民们但凡有点时间都会在庄前屋后围成圈子，议论别人家里一些事情。结婚送彩礼自然是村里的大事，每家嫁娶所花费的金额村民们都会通过闲聊来了解。这样一来，大家都会了解到现在彩礼的行情，男女双方在谈论彩礼问题前也都对这一约定俗成的彩礼数额心知肚明。同时，虽然人们在闲聊中对巨额的彩礼会加以嘲笑，但是主要舆论的走向是人们对嫁出女儿获得高额彩礼而一夜暴富的羡慕，以及对嫁出女儿获得彩礼较低者的嘲笑。其次，还有一些人认为，彩礼是女子身价的标志，嫁女儿不收彩礼，就意味着女儿不值钱，只有收了才够体面，而且收得越高身价也越高，面子便也越大;还有一部分嫁女儿的人家看到别人要了彩礼，就想着自己不要，面子上过不去，也怕别人说自己家的女儿有毛病，从而出现攀比下的行情上涨现象，使得彩礼居高不下，这无疑又助长了高彩礼婚姻之风。这种典型的要面子、想长脸想法是村民的普遍心态。
4、受市场经济观念冲击。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受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潮流的冲击，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在农村盛行，逐利思维也在激发着人们的物欲，尤其是随着物价逐年上涨，许多女方家长认为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付出了很多代价，就这样送给了男方，等于是给人家养的，所以，应该得到男方的金钱补偿。少数家长甚至将自己的女儿视为敛财工具，靠收彩礼来还自己的债务，这一思维模式在有一儿一女的农村家庭结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此外，随着近年来外出务工收入的不断增加，农村青壮年年均收入一般都在4万元左右，一个家庭年均收入能达到7万元左右，挣钱相对容易，经济收入也逐年增加，从而致使人们对高价彩礼出现跟风现象，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出于摆阔、显示自己能耐的心理，在送彩礼时大方出手，为彩礼上涨推波助澜，而那些经济能力有限的家庭虽然苦恼，但也只能随波逐流，相互攀比讲排场的虚荣心也难逃其咎。
5、职业媒婆推波助澜。由于受家庭自然条件差、自身长相不好、家庭经济条件差、男女比例失衡等原因影响，男青年找媳妇困难加大，彩礼数额逐年走高，在农村普遍存在一些依靠给人说媒赚钱的职业红娘，他们每撮合成一对后，都会按照一定比例抽取酬劳，一般婚介的中介费为彩礼的5%至10%，由于彩礼数额普遍较大，这些红娘每撮合成一对都能获得不菲的酬劳，为了获取更多收入，他们在婚介行为中也会有意哄抬行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对高价彩礼现象进行改进和干预的建议
1、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宣传、司法、妇联、团委、民政等部门要在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村大张旗鼓地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使之遵纪守法并自觉与高彩礼婚姻、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行为作斗争。各类媒体要充分发挥宣传引导作用，通过各种渠道宣传高彩礼婚姻的危害性，揭露和曝光反面典型，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各乡镇、村组要开展反对高价彩礼，倡导婚嫁新风的主题教育活动，广泛宣传文明节俭婚事的新风。要不断要充分发挥民间红白理事会在婚丧嫁娶中的协调、宣传、监督、引导作用，引导农村家庭把精力用到勤劳致富增加收入上，逐步改变传统不文明的婚嫁陋习，消除除部分农民想通过高价彩礼而一夜暴富的思想，有效地制止高彩礼婚姻的发生。
2、加大农村山区扶贫力度。要抢抓国家加大扶贫开发的有利时机，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民摆脱贫困提供有利的先决条件。对于特别贫困的山区，要加大通村油路、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移民搬迁项目实施力度，给与政策、资金上的倾斜。要通过引导、帮助村民发展致富的主导产业，不断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边远山区村民通过用嫁姑娘得到的巨款彩礼来改变家庭经济拮据现状的现象。
3、依法打击婚姻买卖行为。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大打折扣。各有关执法部门要加大《婚姻法》执行力度，完善婚姻登记制度，规范结婚、离婚办理程序，充分发挥离婚调解职能作用，依法坚决打击低龄婚育现象和干涉婚姻自由、买卖婚姻、婚姻诈骗行为，对因高价彩礼婚姻引发的案件，要严肃认真查处，要根据情节和后果予以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民事制裁、经济处罚等措施，切实遏制高彩礼婚姻蔓延。积极探索划定彩礼上线，对不切合当地经济实际，索要高价彩礼的行为要及时进行制止，并对双方父母进行教育，保障婚龄青年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4、规范农村婚姻中介行为。建议由各乡镇指导妇联、团委等群团组织建立乡镇婚介所，倡导成立婚介机构行业协会，加大对职业婚介所、婚介人的培训力度，不定期地对行业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法规培训、职业道德素质教育，规范农村婚介人员队伍。对培训合格的婚介所、婚介人颁发资格证书，设定收费标准，实行持证上岗，引导其规范行业行为，促进行业自律，树立行业形象，着力打造婚介市场诚信的内部环境，坚决打击媒人哄抬彩礼行为。
篇二：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统农业社会价值体系、文体传统受到现代性的强烈冲击。中国农村在融入整个社会发展的行列中，是否也经历着传统与现在的断裂?农民的自身生活又有怎样的行动逻辑?本文以社会资本视角为切入点，以农村婚嫁为载体，试图分析差序格局的模式中，农村社会如何连接传统与现代。婚姻是社会得以延续的纽带，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婚嫁在农村社会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因此在婚嫁中所进行的仪式也最能体现传统至现代的演变。
社会资本是继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后提出的一个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从新经济社会学中演化出来的最具影响力和潜质的概念之一，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社会资本在农村婚嫁中的体现。以豫东南李村婚嫁习俗为研究对象，试图阐明在婚姻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形成、转移以及整合农村社会关系的作用。豫东南李村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李村独特的风俗习惯。李村融合了三省人民的秉性：有河南人的忠诚厚道，有安徽人的勇敢勤劳，还有湖北人的精打细算。李村是深山区，地少山多，地里刨食永远实现不了致富的梦想。生活中稍稍大点的事情就会让清贫的家庭蒙上贫困的阴影，因此独特的环境培育了他们学会了互相合作共同承担风险，抵抗生活给予的无奈。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在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家庭保障是普遍形式。养儿防老，女儿终是外人的观念深入人心，尤其经济文化落后、思想观念保守的地区更甚。男婚女嫁仍然是普遍接受的社会习俗。李村也不例外，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男女比方需要进行一些仪式，如见面、送彩礼、收贺礼等。这些仪式中体现着人力资本的转移、补偿和社会资本的获得过程。
这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维系靠婚姻这个纽带，虽然李村中婚姻仍被看作是传宗接代、维系家庭传递的工具，但婚姻所联接的社会关系是李村生活中最主要的关系网络，是李村社会主要的交往圈，这种关系持续时间长，至少是两代人。李村婚嫁活动就体现出这个网络的建立，婚嫁活动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换过程：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交换、社会资本的交换。双方都有失有得，最后达成一个双赢过程，建立持久可靠的关系网络。
在李村婚嫁中，男方的彩礼是必可少的。彩礼分为见面钱和结婚前送的彩礼。见面钱指男女双方第一次正式见面时，男方若是看中女方会送出一笔见面钱，女方若是看中男方就会接受这笔见面钱。这是婚嫁仪式的开始。表示男女双方有意缔结婚姻。然后会经过一个阶段，大约三个月到一年不等，男方会提出结婚，仍要送往女方一笔彩礼钱，这笔彩礼主要用于结婚时置办嫁妆。嫁妆由女方置办，结婚时送往男方。彩礼的多少表现的是男方在当地社会地位高低以及对女方的重视程度。彩礼多一方面展现的是男方在当地社会很有地位(尤其是经济地位)，不吝啬，通情达礼，能为对方考虑。另一方面彩礼多会让男方在当地有面子，得到更多的赞誉，使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即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会让他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扩大，有转化为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的可能性。对男方来说，送彩礼其实就是以经济资本换取社会资本的一个过程。女方要彩礼，一方面是部分弥补养育女儿耗费的成本，另一方面彩礼的多少是对女方拥有多少社会资本的一个衡量，彩礼高证明女方社会地位高，在当地有声望，有面子，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反之则是对她在当地在位的不认可。李村婚姻缔结一般都遵循门当户对，彩礼的多少和男方家庭经济实力成正比，一般不会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在家庭承受范围内，彩礼多少就反映出双方社会资本的多寡，因为彩礼的多少应和家庭在当地的影响力相吻合。不过有些农村地区结婚女方蛮天要价，出现因结婚致贫、返贫现象是个例外。当双方缔结婚姻时，意味着人力资本转移和更高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两个家庭由弱关系变为强关系，成为亲属，交往会变得频繁，双方都会互相信任，对对方的期望会变高，双方社会资本都会增加。
李村结婚时的贺礼收入也是对家庭社会资本的检验。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处于水纹中心的人送贺礼多，然后往外依次递减，直至为零。拥有社会资本多的家庭，水纹向外的辐射能力就强，对外影响力大，社会资源丰富，来送贺礼的人自然会多，婚礼规模就大;反之，则送贺礼的人较少，婚礼规模较小。李村是社会保障比较缺乏，以家庭保障为主的农村社区。贺礼实质反映的是农村零存整取的储蓄方式，具有无息借贷的性质，是农村集体解决大问题的共同努力，共同抵御风险的合作方式，它是一个社会资源的动员过程。有多少人来分担这个风险、来共同参与解决大问题反映出这个家庭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寡。婚嫁是李村家庭中的一件大事，单个家庭解决问题能力有限，需要动员社会资源。社会资本高，社会资源丰富，婚礼时可利用资金就充足。送多少贺礼一是根据个人家庭富裕程度，二是根据与办事家庭的关系强度。李村这种资金动员方式即是普特南所谓的人们之间的互惠行动。当送贺礼的一方有婚丧嫁娶或其他大事时，收贺礼方也会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或者其它方式的帮助。
贺礼在结婚当天送入，主人会置办酒宴作为感谢。酒宴规模的大小也是对社会资本的一种反应，和贺礼的多少成正比。酒宴也是加强联系的一种方式。送贺礼的人都会被款待一次，这使得大家有一个共同交流接触的机会，扩大交往的社会网络。李村是半熟人社会，除了亲属关系，其它关系的交往呈现很强的工具性，即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而婚宴交往使得彼此有互相加深了解的机会，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网络，即获得新的社会资本，新社会资本可以拓展未来社会交往中的资源来源。这种礼尚往来在乡村道德约束和舆论监督下成为李村人们相互默守的准则。
在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家庭是农业社会保障的基本单位。李村地处山区，是较为落后的农业村落，单个家庭抵御自然灾害和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较弱，因此必须借助于集体或团体的力量来应对灾害。随着现代性的倾入，乡土社会家庭呈现原子化，行政区划形成的集体影响力不大，靠行政集体抵御灾害往往是杯水车薪。在差序格局社会结构下，李村社会关系主要以亲属关系为主，姻亲关系是石子激起水纹的中心，是强关系，是农业家庭抵御灾害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姻亲关系彼此是以互相信任为基础的，有婚姻作为纽带因此比较稳定，这种信任靠的是道德约束和舆论压力，是彼此很高的社会资本，调动彼此资源的能力较强。当一方有困难，另一方会毫无顾虑地进行援助，不用考虑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因为他有一个可靠的预期：当自己有困难时，对方也会义无反顾地进行援助。这种预期是建立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靠彼此情感力量的支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对外联系扩大，李村婚嫁习俗也发生重大变化。在婚嫁选择对象方面，男女双方逐渐由关注先赋型社会资本到注重自致型社会资本转变。男女在挑选对象过程中，不把对方的家庭富有程度、个人相貌等先赋性条件作为第一标准，而是将对方的学历、技术水平、性格等自致性因素作为第一参照标准。把对方在未来具有多大的发展潜力视为第一考虑要素，看重其拓展社会资本的能力。择偶观念上把对既有社会资本的拥有转变为对未来社会资本的预期，这是乡村社会婚俗的一大进步。择偶方式上由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向自由恋爱转变
从宏观上讲，乡村婚嫁习俗表现出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变迁，而是一个乡土社会的社会资本变化过程。在社会保障缺失状况下，单个家庭解决重大问题只能靠自己去动员社会资源。婚嫁活动是乡土社会资本获得与转移载体之一。一次婚嫁活动之所以要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就是为了扩大影响力，告诉熟人和半熟人社会圈这个家庭面临着单个家庭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动员社会资源力量。彼此在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中又加强了相互联系，形成新的社会资本，用来下次共同解决单个家庭无法解决的问题。乡土社会虽然以亲属关系为主要社会关系，但其它社会关系在共同解决大问题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在仪式进行过程中，小区域社会联系得到加强，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扩大，有利于家庭社会保障和乡村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