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金牌拿到手软，遥遥领先各大体育强国，这种胜利不是个人的胜利，不是团队的胜利，而是体育举国体制的胜利。中国人利用从苏联东欧学来的计划经济下的体育制度，先是在悉尼压倒德国，继而在雅典击败俄罗斯，最终在北京战胜美国成功登顶。这是在国家权力意志支配下动用一切人力和物力资源的举国体制的胜利，不是中国体育的胜利。但辉煌的战绩面前，官方当然不肯承认这种体制的落后和无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公开表示将坚持举国体制，全然不顾外界对举国体制的口诛笔伐。中国从一九九二年就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但直到现在，体育领域仍旧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模样，如果我们赞同这种计划经济式的发展模式，就意味着我们赞同国家控制各种资源，垄断生产和消费各个环节，要求所有企业按指令性计划生产，意味着我们回到改革开发之前的状态。中国的举国体制没有退步，它只是被时代甩在了身后而已。中国的事情总是很奇怪，在体育这种应该实行产业化的领域却迟迟不敢放手，相反倒是在教育和医疗这些不应该实行产业化的领域，却是高歌猛进、不管不顾。

想当初，中国在赫尔辛基奥运会上颗粒无收，贺龙元帅率中国体育代表团到苏联取经，发现苏联的举国体制是竞技体育发展最可靠的体制，确定了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的基本思路和发展模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向中国派出大批优秀教练，帮助中国在很多体育项目上实现从无到有。直到今天，俄罗斯已经在着手纠正前苏联在重视金牌的同时忽略市场规则、忽略全民健身的偏颇，已经在建立俄罗斯体育的新体制，而坚持举国体制的中国，现在看来是代替了前苏联的位置。

举国体制在获得金牌方面的优势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像射击、举重、跳水、乒乓球和体操这些项目，在大部分国家的商业价值都不高，参加奥运会的很多都是业余或半业余选手。美国体操女队华裔主教练乔良介绍说中国大都是专业运动员才从事体操运动，而美国有大量的业余人士将此作为娱乐，即使像约翰逊和柳金这样的顶尖高手，也都在体操训练之外有正常的私人生活，不会像中国运动员连续几年都住在运动队里，拿到金牌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比如郎平率领美国女排战胜中国女排，其实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美国女排是纯粹的业余选手，都是郎平哄着才参加国家队比赛的。以前老说中国体育是阴盛阳衰，像柔道、游泳、摔跤、举重、田径、跆拳道、场地自行车这些项目上，中国女选手都有一流的实力，原因就在于其他国家的女子运动因为不能代表这个项目的最高竞技水平，相对缺少商业价值，因此只有业余选手才会从事这些项目。总而言之，中国以专业运动员对阵别国的业余运动员，拿多少金牌都合情合理、毫无悬念。

举国体制的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的，首先是大众体育的落后。举国体制毕竟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其对于落后国家快速提升竞技运动水平、短期振奋民族精神确有立竿见影之效，但这样的做法只能造就一个竞技大国，而非体育大国，国民的体质和运动水平并不会因此而提高。举国体制可以培养世界冠军，但无法培养观众、参与者和市场。当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不再仅仅建立奥运金牌之上的时候，举国体制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体育运动的终极目的，不是国家的荣誉，而是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国家虽然设置了机构庞大的体育行政机关，但现在其主要精力和资金都放在如何拿到更多的金牌上，少数精英运动员的战绩成为行政领导的政绩，但在发展平民体育事业、建设公共体育设施（尤其是广大贫困地区）方面，却行动迟缓、资金匮乏。

其次是竞技体育面临发展瓶颈。体育总局为实现奥运金牌战略，在三大球这些商业化项目和田径游泳这些基础性项目上不惜重金，但本届奥运会三大球的战绩没有任何突破，田径游泳几乎颗粒无收，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举国体制。像跳水举重射击这些项目，只要找到个别有天赋的运动员，然后闭门苦练就可以了，但是像足球这样的集体项目，因为需要足够的参赛人数，需要完善的选拔机制，需要高水平的国内联赛，需要完善的民间组织机构来运营，这恰恰是中国体育的死穴，大家都知道官方主导的联赛不是假球就是黑哨，联赛赞助商纷纷撤离。中国足球之所以迅速堕落为三流，就是因为中国足球是国内最早推行职业化改革的体育项目，因为足球运动员没有像其他项目那样搞国家队常年集训，这恰恰说明中国体育在摆脱封闭环境之后所可能面临的真实境况，那就是我们的体育并不强大。而中国在田径游泳项目的持续低迷，是因为这些基础性项目获得了国际商业资本的青睐，中国的举国体制在职业化项目上终究无法与商业力量抗衡，专业运动员可以击败业余运动员，却很难是职业运动员的对手。二十年前的朱建华和二十年后的刘翔，他们的失败都与举国体制具有莫大的干系。

第三是中国体育的畸形发展。政府的税收所得没有为纳税人服务，而是用于培养极少数精英运动员，完全漠视大众的体育爱好和健身需求。组织少数运动员搞封闭式集训，造成退役后的严重伤病；同时牺牲了数十万计运动员的青春，退役后因为文化素质欠缺造成谋生艰难。运动员从县体校到市体校再到省体校再到全国体工大队，举办城运会选材、举办全运会练兵、举办奥运会挣面子赌前程。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农运会、城运会、全运会，全部由地方政府拨款支持，每年都要劳民伤财若干次。运动员、运动队和地方官僚都将比赛成绩作为人生全部的重心，于是运动员为了个人利益有假摔的、假冒的、犯规的、弃权的、故意输球的，于是发达省份的运动队就向不发达省份购买运动员代表本省参赛，于是地方官僚为博取政绩以优惠政策为代价换取企业的资金赞助，举国体制已经成为体育界腐败的根源所在。

第四是体育行政体制的僵化落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奥委会都是独立的实体，这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只有在中国、朝鲜几个非常有趣的国家，奥委会的最高领导是由体育行政部门的最高领导兼任。无论多么健康、多么正常、多么民间化的基因，来到中国都能结出官僚化的邪恶之果。官方凭借手中的核心资源，抢占和吞噬着民间体育事业发展的潜能，比如说举办任何国际或国家级的赛事，都需要报体育总局批准才行。这种赛事主办权的垄断，必然压缩民间体育产业的空间，同时导致权力寻租的普遍发生，当国家体委的某位司长，可以直接成为上市公司中体产业的董事长的时候，这个体制已经无可挽救。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做法。譬如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任何部门是与体育有关的，联邦政府对运动员主要是以精神上的鼓励为主，绝不会出现政府花钱为个别人服务的情况。美国运动员的训练比赛费用，政府都不会承担，最多会邀请他们访问白宫而已，运动员自己还要掏路费。运动员的训练比赛费用来自体育组织，体育组织的钱来自于公众捐助和商业经营。美国奥委会的运作资金全部来自个体公民的捐赠、赞助、特许使用费和商业经营，跟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譬如俄罗斯，他们抛弃了前苏联那种集中全国资源的计划体制和发展模式，他们的大部分对手在训练之外都得自谋生计，因此造成的实力真空被实行举国体制的中国所弥补。譬如日本，在东京奥运会以后他们还体育于民，把有限的资金全部投放入群众体育，修建简易场馆，增添基础设施，开辟健身路径，培养公众教练，使广大纳税人享受到体育这种公共产品。譬如德国，他们有大量的民间体育协会，体育协会的会员占到总人口的32%，他们才是真正的体育强国。

最后，我想起来奥运期间反复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的阿迪达斯广告，在有限的身着冠军领奖服的体育明星脚下，是黑白的、灰暗的、无法辨别眉目、奋力苦苦支撑的人群。他告诉我们，少数运动员的耀眼光辉，是建立在大量运动员被淘汰和被遗弃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普通大众被漠视和被牺牲的基础上的，正是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高举双手的灰暗形象，恰恰是对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绝妙讽喻。在这样的体制下，你想拿多少金牌，都“没有不可能”。

寂寞如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