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的档案事业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起步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有的部队甚至没有留下档案。为了保存档案文件，不少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我军档案事业才有了长足进展。但由于历史原因，直到80年代初，我军还没有自己的档案馆，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档案资源体系，不少历史档案还成捆成堆地码放在洞库，连基本的整理和分类工作都没有进行。
刘义权从事档案工作的30多年，正是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建立和形成的重要时期。
30多年来，刘义权收集的各类档案，时间上涵盖了我军建设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容上涉及到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之高难以估量。在军队档案系统中，大家公认刘义权做档案收集工作时间最长、收集整理的档案最多、做出的贡献最大。
一位同事感慨：“在民间收藏热情高涨的盛世，老刘征集的珍贵历史文献，每张旧纸片都是红色收藏的经典，要论收藏价值，他完全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可老刘两手空空，他所想的只是为了竭尽全力丰富军队档案资源！”
征集工作是我党我军档案资源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由于战争原因，我军历史上许多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的历史档案还存在空白，急需进行抢救性、保护性征集。刘义权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跑了25个省市自治区、300多个县市，对散落在各类机关单位、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以及民间的军队历史档案进行了重点征集，取得了大量珍贵史料。
一年，刘义权得知浙江、福建等地市县党史办有200余件珍贵的红十三军档案资料，非常兴奋。红十三军是1930年5月在浙南建立和开展对敌斗争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一支红军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两年多失败。这支红军部队的相关档案资料当时在解放军档案馆还是空白。
刘义权马上向馆领导汇报，急匆匆买了一张硬座票就挤上了赶往该地的列车。到达目的地后，他反复与当地文史部门交涉，在南方雨季里等了7天，最终在地方有关部门支持下，完成了征集任务。这批珍贵档案，不仅对系统研究红军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在以后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档案史料展览上，成为一个夺目的亮点，引起广泛关注，反响十分热烈。
我军高级将领档案是军队档案资源重要组成部分，刘义权在征集中想方设法挖线索、找档案、争资源，对形成完整的高级将领档案做出了重要贡献。
90年代初，刘义权了解到聂荣臻元帅原工作人员处存有2800多张照片和档案资料，多次诚恳与工作人员沟通协调，达成了进馆保管的共识。后来，某纪念馆想抢先收集这批宝贵档案，刘义权赶到现场和对方交涉，反复强调聂帅是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按照档案归属有关规定，档案应由解放军档案馆来保管，我们可为纪念馆提供一套复制件，保证了档案顺利进馆，为建立聂荣臻元帅人物全宗档案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1年7月，刘义权听说粟裕同志秘书处存有重要档案资料，就登门拜访，向他介绍解放军档案馆的保管条件，诚恳地说：“放心交给我们吧，今后要用档案，随用随调。”秘书被刘义权的执著精神深深打动，把粟裕大将2100多份文件资料、录音磁带和珍贵照片交给解放军档案馆，使得粟裕大将个人全宗成为馆藏最为完整的高级将领个人档案之一。
当国家重点图书《红军将帅手迹选》编辑人员调阅、甄别、筛选粟裕大将档案资料时，看到如此珍稀完整的档案卷宗，深为解放军档案馆的丰富收藏所折服。《红军将帅手迹选》最后收录有红军经历的78位将帅珍贵手迹380余幅，选用解放军档案馆馆藏档案200余件，其中有50余件是刘义权直接征集进馆的。
刘义权对革命先烈无限敬仰，在工作中特别注重收集、保护各地革命烈士的档案资料，以此作为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的重要方式。现在，解放军档案馆保管的大量革命烈士档案，许多是经刘义权之手收集的，这些档案查证了数万名革命烈士和失踪人员的下落，并在有关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山铺战役是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一次著名战役，取得了重要战果，战斗中我军也牺牲了数百人。1989年，有关地方政府筹建该战役烈士陵园，急需革命烈士的档案资料，派专人到解放军档案馆求助。刘义权从当年在安徽、河南等地征集的档案中找出20多份重要资料，包括高山铺战斗详报、烈士名册等。这些档案详细记载了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以及牺牲的时间和地点，在烈士陵园陈列布展、树立烈士墓碑等方面，都成了基本依据。
1996年，为纪念竹园铺战斗胜利50周年，四川某地政府准备修建战斗胜利纪念碑、纪念馆，刘义权和同事们从四川等地征集40多件档案，发挥了重要作用。纪念碑建成后，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同志亲笔题写了“成都战役28师竹园铺战斗胜利纪念碑”碑名。
研究我军发展壮大的革命历史不仅需要我军丰富的档案史料，还需要从其他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因此，刘义权对有关国共合作、国民党起义将领等相关档案也很重视。
1999年，刘义权经多方查证得知四川某单位存有国民党起义将领的重要档案，这部分档案在解放军档案馆馆藏中存量较少。为将这些珍贵档案征集进馆，填补空白，刘义权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到曾任总政群工部部长的邓先群同志，恳请帮助。邓先群同志看他对工作这样执著热心，随即写了一封信。刘义权带着信马上到四川省找该单位领导，商谈征集事宜。
1990年8月，刘义权经多方调查了解，得知陕西秦岭山区藏有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方面的珍贵档案。当时，他患严重的胃病和十二指肠溃疡病发作，到医院检查没等检查结果出来就出发了。当地交通不便，不通汽车，刘义权和同事冒雨徒步走了10多公里，趟过齐腰深的嘉陵江支流，才到达征集地。经过反复做工作，对方答应移交800多件原件，同时提供3000多件复印件。由于复印设备落后，原定计划一个月的工作量，干了两个多月，最终满载而归。
熟悉刘义权的同事都说：“老刘见到革命历史档案就像见到稀世珍宝，恨不得全部划拉到档案馆来，那种工作劲头让人不能不敬佩、不感动！”
刘义权在工作实践中深深感受到，做好档案收集工作，必须从制度上探索加强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有效办法。针对军队档案系统移交、接收档案过程中存在随意性大，缺乏统一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的问题，刘义权刻苦钻研档案理论和法规制度，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主笔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接收文书档案细则》，内容涵盖档案接收工作各个方面，共有15个方面的标准和7个附件、13个附表，于1994年以总参办公厅名义下发。这是我军系统规范军队文书档案移交、接收工作的法规性文件之一，对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义权和同事们历经千辛万苦征集的党和军队的历史档案，成为党和军队的宝贵战略资源。刘义权对自己亲手征集的档案如数家珍，使它们在党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XX年，上级决定在新落成的解放军档案馆举办反映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军事实践活动历史档案珍品陈列展。刘义权担任档案珍品的遴选工作。他凭着对馆藏档案的熟悉，在展览总体构思、内容分布、档案遴选、版面设计等方面提出了重要意见。这个展览共展出1600多件重要文献和百余件实物档案，其中，刘义权亲手收集的占三分之一以上。目前已接待军委、总部首长和部队300多位将军以及省部级领导干部，2万多名部队官兵和地方人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XX年7月，军委领导访美，赠予美方两份二战美军飞行员科尔被中国军民救助的档案资料，以及美国飞行员迪恩下落的有关档案的仿真复制件。此事在美国国内引起积极反响，展示了我军人道主义关怀的真诚态度，中美军事档案合作由此揭开序幕。这几份档案，都是刘义权和同事们在1986年征集到的有关东江纵队档案中发现的。
刘义权把自己的贡献全部融入革命历史档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他亲手收集和参与收集的大批珍贵档案，在党和军队的重要决策、重要活动、重要工作中起到了借鉴、参考和史料支撑的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为编纂党和军队领导人军事文选，为总部有关部门研究论证军事斗争准备、重大演习、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为论证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防护，为80年代后三次大阅兵的筹划准备，为研究党史军史战史、编写军事战略想定库教材等，提供档案材料近万份。XX年7月，解放军档案馆、上海市档案局联合主办的《光荣历史的见证——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档案实物展》在上海外滩当年外国租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旧址附近开展，展出了700多份珍贵历史档案，参观人数达56000人次。上海市及华东地区反响强烈，不少远在江浙的群众也闻讯赶来，原定三个月的展期一再延期。这些档案珍品大部分是刘义权经手或参与收集的，但他从没有就此谈过任何个人成绩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