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

几个月前，我接待了一位友好的苏联青年，他出语令我十分惊讶，抱怨说俄罗斯的伟大作家没有被充分地翻译成法文。我告诉他，十九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在同时代的各国文学中，在我国是翻译得最多、翻译质量最好的。我反过来也令他惊讶万分，向他断言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不会是现在这种局面。为了让他彻底信服，最后我还对他说：“您是在一名法国作家的办公室里，在这个积极参与他这时代的思想运动的作家办公室里，仅挂的两幅肖像是谁呢？”他回身看我所指的方向，看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他那张脸不禁豁然开朗。

我在我年轻朋友的脸上见到的这种光彩，仅此就足以令人忘却如今为隔绝人而聚积的所有愚蠢和残忍。这种光彩，我既没有算到俄罗斯的账上，也没有算到法兰西的账上，而是归功于照耀在边境上的创作的天才：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所感到的、几乎不间断的创作的天才。

我在二十岁时遇见这部作品，当时所受到的震撼，过了二十年还在持续。我将《群魔》与三四部伟大作品并列，诸如《奥德赛》、《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这些作品构成思想创作高山的冠顶。我起初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他向我揭示了人性的东西。“揭示”这个词用得很贴切，因为他仅仅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但又不肯承认的东西。再者，他也满足了我单纯追求清醒的一种颇为自得的情趣。然而时过不久，我逐渐经历了我这个时代更为痛苦的悲剧，便更喜爱那位感受并且最深刻表现我们历史命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了。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早在尼采之前，就识别出当代虚无主义，并予以界定，预言其可怕的后果，并且试图指出解救之路。他的主题就是他本人所称的“深邃的精神，否定和死亡的精神”，这种精神要求“为所欲为”的无限自由，最后通向毁灭一切或者奴役所有的人。他个人所遭受的痛苦，既参与又拒绝这种精神。他的悲剧性的希望，就是从卑恭治愈耻辱，以放弃治愈虚无主义。

“上帝和不朽性的问题，与社会主义问题是同样的，只是换了个角度”，写出这样的话的人，就知道从今以后，我们的文明要求解救所有的人，否则任何人也得不到解救。不过他也知道，如果忘掉了一个人的痛苦，这种拯救也就不可能普及到所有的人。换言之，他不主张一种不是社会主义的宗教，但是也拒绝一种不是宗教的社会主义，两者都最大限度地取其广义。他从这种方式拯救了真正宗教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未来，尽管当今世界似乎从两方面都认定他是错误的。这个世界死去还是再生，无论哪种情况，都将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正确的。因此，他虽有缺点，而且正因为有这些缺点，才能以他的整个精神境界，支配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历史。他今天依然帮助我们生活和希望。

阿尔贝·加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