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5大渣男(汇集20篇)

经过了多年的苦心经营，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羞羞答答地在清庭与南方革命党之间讨价还价，终于是如愿以偿的在北京就任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我们都知道，袁世凯早年是以小站练兵起家的，所以一上台首要做的就是抓军队。那么当他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全国兵力是怎样的呢?

据《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记载，当时全国约为30多个师及50多个旅，含地方巡防营等地方部队，一共大约有120万兵力。

这其中袁世凯的北洋嫡系部队以及依附于袁的(如张勋的辫子军)部队占了一半以上，主要根据地在江北的直、皖、鲁等地区。

其实袁世凯有生之年都没有完成全国的统一，此进南方的革命势力还拥有10多万军队，以及七八个省的地盘。

袁世凯一向将军事实力作为政治斗争的后盾，一上台便调整军事机构，安插亲信，以达到掌握和控制军队的目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开启了一个“所谓民选，实为兵选”的“民主”政治新时代。

1912年9月15日，袁世凯对陆军编制进行了大调整，“改镇为师”，即将原来的镇(长官称统制)、协(协统)、标(标统)、巡防营(管带)、队(队官)、排、棚，改为师、旅、团、营、连、排、班，随后公布的《陆军平时编制条例》规定：陆军一师由步兵两旅，骑、炮兵各一团、及工、辎兵各一营组成;步兵每旅辖二团，每团辖三营(每营四个连)并加一个机关枪连。

骑兵团分甲乙两种，甲种团辖四连，乙种团辖三连;炮兵团辖三营，每营辖三连，每连有大炮六尊。

整编后由原北洋军九个镇及清禁卫军(改编为第十六师)、江北陆军十三协等编成共十二个师。

除这十二个师外，湖北、浙江、江苏的地方部队也在北洋系的控制之下，其它如定武军、安武军、毅军都未在上述编制之内，但由北洋旁系张勋、倪嗣冲、姜桂题等人统领。

根据陆军部的统计资料，整编后在册的全国军队数量约为96万人(安徽、江苏等省份都有兵员的裁减)。

其中直隶最多，为101464人，热河最少，为5955人。

从此，师长成为掌军的实权职位，如果连师长(或统制)都没当过，那成为北洋时期呼风唤雨的“大帅”啊什么的机遇基本为零了。

1915年，袁世凯通过让各省将军来京“述职”的方式，试探他们对帝制的看法，其中就包括两个师长：27师师长张作霖和第2师师长王占元，这两位自然是师长里的佼佼者。

吴佩孚当年驻军衡阳，和南方暗通款曲，通电主和，气吞南北，不仅令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就是直系首领冯国璋、曹锟，也不得不被牵着鼻子走。

为什么，吴虽说只是一个小小师长，但军纪严整，战斗力强，又是在南北双方作战的前沿，实在是不容小觑。

因此在整个北洋时期，很多军阀做了省长、督军甚至更大的官儿，但仍旧兼某主力师师长，实在是因为对军队的掌控，关乎自己身家性命。

试问哪一个军阀，不是爱兵如命呢?

陆小曼和唐瑛被称为是“南唐北陆”，也是当时众多女性的偶像。当时中国对于女性婚姻恋情这方面的思想大部分还是偏向保守，但是陆小曼和唐瑛的自由恋爱观就影响了很多女性，她们也向往着更加自由的恋情，而不是受到家里长辈的影响和决定。但是陆小曼和唐瑛之间也有着一层秘密，在当时民国的一场饭局中悄悄的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

1925年，画家刘海栗在上海组织了一场饭局，这场著名的尴尬饭局汇聚了当时全国最为出名的各色人物，包括陆小曼母女、徐志摩、杨杏佛、李祖法、王赓、唐瑛等人。

这是一场大型的男女关系梳理组织会，在组织者刘海栗一番“自由恋爱”的高谈阔论下，这场饭局的结果是：王赓与陆小曼离婚，徐志摩顺利与陆小曼喜结良缘;唐瑛割断三角恋，与李祖法结婚。

这场史上最尴尬饭局的两个女主角，分别是被称为“南唐北陆”的民国交际花唐瑛和陆小曼。

(一)唐瑛、李祖法和杨杏佛的三角恋

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各界人才辈出，美女明星如云，名媛交际花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最出名的莫不是出身富足之家的唐瑛了。唐瑛的父亲是当时上海滩最有名的私人医生，哥哥唐腴胪是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秘书，由于家庭条件不错，接触的人也广，唐瑛不仅多才多艺，对时尚之流还十分考究，在当时的上海很有名气。

唐瑛最开始的恋情是哥哥唐腴胪的上司宋子文，大概是近水楼台，两人很自然的对上了眼，而这段恋情却止于哥哥唐腴胪的死亡，1931年，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遭遇暗杀，唐腴胪因穿戴与宋子文相似，被刺客误杀，出此事后，本就反感政事的唐父便断绝了二人的来往。

随后，唐父给唐瑛订了桩婚事，对方是豪门巨商之子李祖法，而这门亲事却让徐志摩的好友杨杏佛十分纠结，杨杏佛一直苦恋唐瑛，身世却比不上豪门李祖法，而更巧的是，杨杏佛和李祖法关系还不错，以兄弟相称，还真是有名气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了。

这场上海滩最出名的三角恋正式形成，二人难以退让，无法解决。而正是这时候，他们共同的好友徐志摩和陆小曼也正遭遇一场情感上的纠缠。

(二)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情感的纠缠

陆小曼家世显赫，父亲陆定是国民政府的元老级人物，陆小曼博学多识，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画画、戏剧、舞蹈等更是不在话下。陆小曼在19岁时便被家里安排嫁给了陆军上校王赓，可以说，这只是一场父母之命的被动婚姻。

王赓对工作和前途十分专注和认真，很明显不太会处理婚姻和感情，而陆小曼是当时著名的才女，喜欢交际，思想开放，经常想玩却没人陪，王赓沉迷仕途，甚至提出让徐志摩跟陆小曼一块玩，简直是主动把自己的妻子拱手相让。

彼时的徐志摩正因追求不到林徽因而痛苦，两人正好惺惺相惜，志趣相投，这一来二去，便生出了感情。不久，陆小曼提出了离婚。离婚和再婚在当时的旧社会还相当有难度，况且两人都还有家室，因此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不仅陆小曼的母亲反对，徐父也认为徐志摩离婚属于大逆不道，再娶更是有辱门风。

(三)化解三角恋的尴尬的饭局

两个民国最出名的交际花同时处于尴尬的三角恋之中，涉及了半个民国风云人物，于是在这种难以进退的情况下，徐志摩找到朋友刘海栗，组织了一场大饭局，将以上所有人物一齐邀过来，席间，刘海粟以反封建为话题，高谈人生爱情和自由恋爱，这些人最终竟然也被说动了。

唐瑛拒绝了杨杏佛，嫁入豪门，仍维持着交际花的排场与生活，但李祖法却不喜欢这种“热闹”的生活，在交际问题上二人的想法正好相反，并且都不能退让，于是在1937年，唐瑛与李祖法终因性格相异而离婚。

离婚后的唐瑛在社交圈更加如鱼得水，在这里，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在保险公司工作的容显麟，二人志趣相投，并迅速结了婚，唐瑛也收心退出了交际圈，可以说，她后半生的情感和人生也算是十分美满了。

与之比对的陆小曼，却显露出一丝凄凉，徐志摩在1931年遇难后，陆小曼悲痛欲绝，不仅退出社交圈，还遭受到了外界的指责，陆小曼后半生再无婚姻，却和翁瑞午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她的婚姻生涯就此结束，往后的几十年间，致力于整理出版徐志摩的遗作，酸甜苦辣，一言难尽。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7年11月30日上午，中韩各界人士共聚西子湖畔，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举行了隆重的开馆典礼。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大批抗日志士-中国，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韩国独立运动志士们，在中国境内、朝鲜半岛、日本国内等地从事着艰苦卓绝的抗日复国斗争。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奉金九之命，在上海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炸死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要员，此举震惊世界。此后，在日寇大肆搜捕下，韩国临时政府的成员们得到中国进步人士的帮助辗转来到浙江杭州、嘉兴继续开展斗争。杭州的长生路湖边村、学士路思鑫坊、清泰第二旅社等处都留下了临时政府要员的足迹。韩国开国元勋金九先生和他的战友，就是在浙江人民的保护下躲过了日寇的追捕，韩国临时政府也在杭州战胜了被-。

为增进中韩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加强浙江、杭州与韩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杭州市政府拨巨资在原韩国临时政府用作办公处的长生路55号湖边村修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该馆在原基础上扩大了三倍，分三个展厅，复原为三十年代旧貌，向参观者展示70多年前中韩人民并肩战斗的历史篇章。

1911年属于清朝。汉满蒙三族，在1636年建议改国号为大清。北洋大臣袁世凯在1912年2月12日，促使末代皇帝逊位，颁布退位诏书，从此之后没有末代皇帝，结束大清朝。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同时也开始关注大清朝。清朝是努尔哈赤创建，总计296年。

清朝历史介绍

努尔哈赤在1616年创建后经，在1636年国号国号作出更改，1644年期间吴三桂投降，多尔衮率领大部队入关，在入关的20年时间内平定大西、南民、大顺等一系列政权。在后期一段时间内又平定三番之乱统一台湾，迅速完成全国统一。康雍前三朝走向鼎盛时期，在这一个时间阶段，我国传统社会拥有突飞猛进，物产丰富、土地增加、小农经济、社会繁荣富强，国力昌盛。

民国和清末离得多久？

这两者之间只是相差一年。隆裕太后在1911年和末代皇帝在北京城退位，至此结束将近276年的大清帝国。1911年还没有宣布退位依然是封建社会，依然还属于大清朝，我国是在1912年正式宣布中华民国开始成立民主共和制。进入现代化社会，在这两个时期内仅仅只是相差一年，或者是相差半年。1911年开始辛亥革命结束清朝，创建民国，以此类推1919年属于民国8年。

清末民初是指什么时候啊？

这主要是指清朝末年，宣统皇帝在位的时间还有被推翻的时间。在进入到清朝末年时期，我国积贫积弱，到处都是战争，导致老百姓民不聊生，生活苦不堪言。主要的意思是指清朝的最后一年也等同于是民国的初年，因此在这一个时间阶段依然是人们比较关注的，在进入到后期，我国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进入到全新的时代。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长沙)活动旧址是民国时期韩国国父金九曾住过的地方。长沙潮宗街楠木厅6号曾经是韩国国父金九曾住过的地方。金九(1876.7.11--1949.6.26)是韩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著名韩国独立运动家，被誉为"韩国国父"。

抗日战争时期，韩国临时政府(1937-1938年间)在长沙度过了八个多月艰难曲折的斗争历史和生活经历，“楠木厅6号”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长沙活动时期朝鲜革命党的本部，也是1937年8月结成的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所属三党(韩国国民党、再建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召开统一会议的场所，还是金九在会议中遭遇枪击受重伤的“楠木厅”事件发生地。1938年5月6日，韩国国父、建国元勋金九先生当年在楠木厅6号2楼的会议室里遇刺受伤，后经长沙湘雅医院全力抢救和精心治疗得以痊愈。

新展厅由三个展厅组成，一号展厅重点介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创建史料，和在中国受到抗日形势的影响被迫转移资料路线图；二号展厅展出内容主要以韩国临时政府在长沙发生的历时事件；三号展厅主要介绍当时韩国的三个党派(韩国国民党、朝鲜独立党、朝鲜革命党)主要领导人，和对当时临时政府有着莫大帮助的中国领袖的介绍。

景区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潮宗街楠木厅6号

乘车线路：在长沙市内乘旅3、171、501、2、143、808、167、901路公交车在中山亭站下车即到

门票

门票20人民币

民国是从1912年开始的。

民国又称中华民国，其位于亚洲东部、东部濒临太平洋，是以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中国的国家名称和年号，是由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政权。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

中华民国的建立不同于之前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孙中山先生说“民国”和“共和国”的本质是一致的。他认为应该创造性地学习西方，要避免欧美诸国的弊端，还表明中华民国政府的设立，完全是为了代表全国各族人民一同管理国家，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而在国号之中以“民”字直接表示和强调了民权。

一般是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指20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个家族，即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

孔祥熙

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为宋庆龄、宋美龄大姐宋霭龄丈夫。青年时期经贸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财。1927年4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介石）宋（美龄）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孔主管财政达11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但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摘，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陈立夫

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陈果夫之弟。其二叔陈英士（陈其美）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陈果夫及陈立夫是国民党重要人物。陈立夫曾任蒋介石私人秘书，长时间主持人事及组织工作，亦是国民党党内安全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的始创人。在国民党内部，陈立夫和陈果夫的派系被称为“二陈”或者CC系。

到溪口古镇欣赏民国第一镇

到溪口古镇欣赏民国第一镇

发源于四明山麓的“剡源九曲”曾是充满诗情画意之地，一个极其传神的地方。诗歌摇篮中的“剡源九曲”之水款款而来，澄碧如练，仿佛源于历史。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游迹于此，又留下多少韵味十足、活色生香的文字。自晋唐以来，王羲之、李白、孟郊、方干、皮日休、王安石、王阳明、李清照、戴表元等诸多名家畅游和隐居时曾抒写着剡川大地一卷卷动人的名句；千百年来弥勒佛的化身———布袋和尚的传奇在这悠悠天地间诉说着人世的苍茫和美丽，穿越着千年雪窦寺的悠悠钟声，一如既往地演绎着古老的传承。正是依附于这片“人杰地灵”的剡源山水，它见证着“剡源文化”渊远，其美妙的音符伴随着古镇溪口成长。

那个曾经统治过旧中国22年的蒋家王朝的后花园和“民国第一镇”的溪口古镇，见证了太多的不平凡。但也恰恰是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遗迹，掩盖了剡川大地这部“剡源文化”昔日的荣耀和恒久。

剡界岭，是剡源之水的分水岭，也称剡源之源的“中川”，它曾属于西南四县交界的地方，这里有个大湖山，当地人又称“四面山”。沿着剡源源头旁的小路拾阶而下，放眼眺望，崇山峻岭，山脉连绵，茂林修竹掩映之下，清流激湍，昔日溪船夜棹的情景仿佛又在眼前。探幽于剡源的源头村，徜徉在这倚山而筑、依山傍水、狭窄幽深的小村古街上，满目流淌着岁月的痕迹。无论是听村民讲述剡源村的“黄道阊门”、“两张与辛亥革命同盟会”等风尘往事，还是领着你辨识古街门楣上尚剩的一处烙有“剡源”印记的旧门牌，都见证着曾同属于奉化与新昌的“中英街”式的旧街的悠悠岁月，也昭示着这座剡源边陲村落的兴衰史迹。

隔着清澈的溪流，到了“剡源九曲”之首———六诏。

六诏是奉化溪口名胜“剡源九曲”中的第一曲。元代陈沆《剡源九曲图记》曰：“水一曲为六诏，晋右将军王公逸少隐居其间，诏六下而不起，地由是名。后人为之立庙，有砚石存焉。”

剡源汇聚剡溪，书圣留恋剡川，自然使九曲之水不乏仙灵之气，并留下了一段段美丽的流传。毛翼虎先生的作品曾有描述：王羲之隐居六诏，曾选择各地的白鹅，精心培育，故“奉化白鹅”成为奉化之名产。又曰：王羲之爱大白鹅，也喜欢写“鹅”字。现在天台山国清寺有王羲之书写的独笔“鹅”字碑……

可惜的是右军庙已毁于1964年，并在一次洪水中又冲走了祠庙的石砚；但所幸的是“右军砚”在1988年8月的那次洪水之后，又在剡源九曲的溪水中惊现。有论者认为那一方高50厘米、宽深各70厘米的黄白色天然砚石上不是“书圣”的原作，而是出自清代（1760—1833）奉化的著名书法大家毛玉佩之作品，他是按古人记载重制“右军砚”；这方“右军砚”，现安然无恙地存放于溪口博物馆内。对此，我认为不论出自哪位名家之手，都是剡源文化的宝贵遗产。它的存在，不仅见证并保留着这一史实，还为后人怀念书圣王羲之增添了几许神秘和使命感。

历代文人雅士追慕先贤。自王羲之七百多年后，浪迹天涯的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为寻访王羲之遗踪，曾审居六诏，她与六诏亦有一段因缘，在奉化流传甚广。文人学士每到六诏，在凭吊“书圣”的同时，亦要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的女词人。

踏着剡源古道悠悠的曲径，让我真正触摸到了“剡源九曲”的浓重风霜。元代，至正《四明续志》详列剡源九曲之胜，历代文人雅士到此揽奇探胜，吟咏不绝。成书于元正二年（1342年）的《四明续志》记载中详列了“剡源九曲”：始于“一曲六诏”，继而“二曲跸驻”、“三曲二湖”至“九曲公棠”。而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剡源九曲辞》曰：“溪流泻碧玉，蜿蜒出山麓。山溪雨濛濛，遗音在山谷。”生动逼真地记述了剡源九曲的秀美风貌。如今揽胜剡川，吟咏诗谣，其畅游之幽情，剡源久远的史迹，已在人们的心中深深地打上了烙印。

重新踏上诗歌摇篮中的“剡源九曲”，纵然剡川往昔的荣耀已经淡去，且渐行渐远，但对于既憧憬浓郁旅游文化，又向往田园式生活的文人志士来说，我想最应该去看看的还是溪口那远去的人文背影。

中国几乎在任何时期都能找出几位大美女，而且不仅长相好看，身上的才华也是令人佩服。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民国时期颜值和才华集于一身的大美女都有谁，现在她们之中都是部分女性的精神偶像，会非常的羡慕她们。像林徽因和陆小曼是近几年经常被提起的人物，她们的一生也是非常的有传奇性，普通人之所以会羡慕她们，就是因为她们身上的经历有种独特的魅力把。一起来看看这六位女神都是谁吧!

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美人，她们有的灵动可爱，有的妩媚动人，她们美成了不同章法。

但百年之后再看这些美人们，她们不只是拥有美貌的金丝雀，她们还是才貌双全的百灵鸟!林徽因：聪明冷静是绝伦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

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有三个男人，一个是梁思成，一个是诗人徐志摩，一个是学界泰斗、为她终身不娶的金岳霖。

五十年代后期，林徽因已经去世，追悼会上，金岳霖为她写“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著名挽联。陆小曼：此心久已寄云峤

陆小曼(1903年-1965年)，江苏常州人，近代女画家。师从刘海粟、陈半丁、贺天健等名家，晚年被吸收为上海中国画院专业画师。

陆小曼擅长戏剧，曾与徐志摩合作创作五幕话剧《卞昆冈》。

她还谙昆曲，也能演皮黄，写得一手好文章，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扎实的文字修饰能力。因与徐志摩的婚恋而成为著名近代人物。

1965年4月3日于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63岁。张充和：书法昆曲工尺谱

张充和(1914年——2015年6月18日)，出生于上海，淮军主将、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张树声的曾孙女，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

张充和在1949年随夫君赴美后，50多年来，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默默地耕耘了一生。

被誉为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

2015年6月18日凌晨，张充和在美国去世，享年102岁。赵一荻：梨花海棠相伴老

赵一荻(1912.5.28—2000.6.22)，又名绮霞，乳名香笙，出生在香港，为张学良的第二任妻子，因在姐妹中排行第四(幺女)，而被称赵四小姐。

70年代的时候张大千从美国到了台湾，见到张学良夫妇，他便问赵一荻，20年代的字画练得怎么样了，现在是否还能画?

由于软禁和照顾张学良饮食起居，赵一荻已没有画画的心境。只是在见到张大千时，才又燃起对画画的兴趣。

在台北外双溪的住所里，赵一荻提出继续学画的想法，很快得到张学良、张大千、张群认同，经过正式拜师，成为张大千的关门弟子，在绘画上颇有造诣。孟小冬：尔既无心我便休

孟小冬(1907年-1977年)，北平宛平(今北京)人，梨园世家出身，是早年京剧优秀的女老生，人称“冬皇”。是京剧著名老生余叔岩的弟子，余派的优秀传人之一。

那时，最红的旦角是有“伶王”之称的梅兰芳，以男性扮女人;最红的生角是孟小冬，以女性扮男人。

有好事者大力促成他们合作演出了《游龙戏凤》，演来精彩而又富于罗曼蒂克。

孟小冬一生坎坷，1977年在台湾去世。宋美龄：烟花烂漫至如归

宋美龄(1898年3月4日—2003年10月24日)，海南文昌人，中国近现代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

宋美龄除了拥有杰出的语言能力外，在国画方面的造诣也是相当可观，并且还写得一手好字。

据说，宋美龄的钢琴也是演奏的相当不错的，所以宋美龄是一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人，是蒋介石的外交助手。

当我们在百年之后再回看当年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子，她们不止拥有令人惊艳的美貌，也有让人赞叹的才华。

或许是挥洒墨意，或许是研磨工笔，都是一颗颗细腻的心。

在历史上在记忆里，她们是美人，是作家，是建筑师，但在一幅幅的墨笔丹青里，她们更是不折不扣的艺术大家!

民国成立以后清朝的服饰制度大部分被革除，传统服饰至此发生了整体上的变化中西合璧的服饰或纯西式的服饰逐渐进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山装”和“旗袍”成为这一时期的经典装。下面是为大家准备的民国服装礼仪，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阅读张爱玲《更衣记》了解民国时期的女性衣着

张爱玲有篇美文，叫做《更衣记》。了解民国时期的女性衣着，此文是非读不可的。读罢这篇文章，会让人体会到一件衣服不仅仅是日用品这么简单，它会成为一个时代人们生活态度和审美习惯的缩影。我对女性的服装几乎没有什么概念，道不清旗袍、晚礼服的玄机，更说不清领、袖、襟、摆的复杂变化，但我直观上很喜欢这些服装，身着旗袍的礼仪小姐在北京奥运会上已令世界倾倒。因此，本文的服装描写权且当个线儿，穿一下女子体育风情的华衣。

打高尔夫球

画面上的两个女子穿着华丽的“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的旗袍在打高尔夫球。画面中的动作显然是生硬的，穿旗袍打高尔夫球更是匪夷所思，高尔夫球在画面中只是一个时尚的道具，美女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当时一些香烟、香皂的广告中使用过该画。

在《更衣记》的开篇张爱玲写道：“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也许，在这样的统治下，人们还没有胆量迅速地摆脱它的余威。因此，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国女性才对“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多了心，开始穿起了旗袍，“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这个时期月份牌年画也刚刚兴起，画中女子的发型和着装依然带有传统年画的影子，整个画面中女子秀美的面容依然透着严冷方正的刚烈。

不久，“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1930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真不可想象穿着丝绒长袍如何进行体育运动，而画家楞是给画了出来。

“近年来(注：《更衣记》作于1943年，此处“近年来”是指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

然而，这些华衣仅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小部分人，即使这一小部分人，也大都悲哀地扮演了“花瓶”的角色。“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

在《更衣记》的文末，张爱玲将这个本该轻松却显得沉重的话题岔开来，蓦地转向了菜市场：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真可称得上绘事后素了。

这些月份牌画的运动形象都是作者虚构的，月份牌画作为一种通俗文化，大众的审美趋向决定了它的艺术取向，因此并不能反映当时体育运动的实际情况，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女性特别是都市女性已将体育运动当成了时尚。在这些画作中，美女才是真正的主角，脱胎于封建文化和西方殖民文化下的商业化要求将美女形象更多地当成了商品，月份牌画中的女性形象也越来越脱离了真实的生活变成商品，随着印刷机给商人们带来了滚滚财源。而美女的变化不仅仅是服饰，还有发型、脸蛋、胸部、下肢等等身体特征，这在体育题材的月份牌画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民国服装礼仪

袄裙，衣服和裙子是分开的，衣服宽袖，斜襟。延续明代特点，仍以上衣下裙的明朝风格为主，但后来又结合了满族服装的一些特点，形成了民国时期的女子服装，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袄裙，《活色生香》中唐嫣的服饰就是以袄裙居多，亮色系的服装带来十足的华丽感，袄裙的设计或俏皮，或贵气。而电影《大魔术师》中的演员服装，周迅身着的袄裙，表现了民国初期女子的服饰特点，高而耸立的领子带有着清末时期的余味，衣袖宽阔但是可以显出纤细的手腕。斜襟的设计更是凸显了中国古代的服饰特色。

学生服也是一种独特的袄裙，它带有鲜明的记忆点，虽然融入了大量的西方元素，但却又非常中国特色。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欢迎，一时不胫而走，全国效仿。如今的影视剧中，这一时期的学生服饰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起民国时期学生服，出现在脑海的就是浅蓝上衣、玄色裙子、白色纱袜、圆口布鞋，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袄裙高领、窄袖;低领、宽袖，袖长齐肘，袖口肥大宽直。下摆有直襟、大襟和偏在右襟自领而直下的斜襟等。另外这时的袄裙裁制比较紧体，通常配穿马面裙等长套裙，并喜作彩绣装饰。

旗袍，民国旗袍在中国妇女服饰史上是中国妇女服饰史发展的一个创新。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历史转型期。此时，人们无论从思想到服饰都经历着一种飞跃性的历史大变革。这一时期的中国妇女受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走出家庭不再依附于男人而生存、在进入社会参加社会各领的活动和工作同时改变了以往传统中国妇女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家庭妇女成为具有独立个性和经济独立的职业妇女。

早期的丝质手工旗袍是清代贵族妇女身份表征的服饰，至民国早期旗袍开始普遍流行起来，被广大的妇女所喜爱至今。早期旗袍有着宽大的线条，透着简洁明快的风格、中期的旗袍显其女性自由独立的个性，腰部逐步收紧显出女性整个身体胸、腰、臀的自然曲线美、晚期的旗袍腿部分叉处显得比早期高一些，裙下部分也更短一些，暴露出秀美的小腿部分。

旗袍，可以说是中国服饰元素的精粹。不仅国人热爱，走上国际舞台同样备受追捧。无论是张曼玉的经典旗袍秀，抑或是当下诸多经过改新的旗袍礼服。无一不让我们讶异于旗袍那永不磨灭的美。电影《金陵十三衩》中的旗袍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剧中的旗袍或华美、或素雅，你能嗅到线纹里所散发出的含蓄、端庄、高雅以及风情万种。这似乎很自相矛盾。事实上，当你眼前站着一位风姿卓越的旗袍女子，你将感受端庄与风情万种的浑然天成。从来没有一种服饰能将传统和时尚结合得如此完美，也从来没有一种服饰能将含蓄与风情结合得如此恰到好处。

以中华民国纪元，1912为民国元年。民国纪年是中华民国的国家纪年方式，由中华民国政府规范颁布，表记时称作中华民国××年，简称民国××年、民××。这种纪年方式以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元年，与公元纪年相差1911年，月、日、置闰则同公历。依照民国纪年制定的历法又称国历。

民国元年即1912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推翻了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五色旗为国旗。

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句口号叫做科技兴国，教育强国，说的是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可以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加的强大。当时的鲁迅就是一个代表，最开始的鲁迅是一个医生，后来因为实在看不下去了，弃医从文，要用笔杆子来拯救中华民族。孙中山先生也是非常崇尚大力推行教育的。那么，小编就很疑惑，当时民国国立那么弱是怎么兴办教育的呢?具体的就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教育乃千秋之大业，民国办教育的很多做法都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

比如说教育法规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毛泽东就是在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

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明细，兹列举几条：“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等等。

比如说教育经费

《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业内人士可以对照60年前的这个标准算今天的账，看看有没有差距。

比如说教师待遇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

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今人望尘莫及，汗颜不已。

比如说教育理念

民国以来，中学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

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为“教育立人”创造了载体，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

值得一提的是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因此有“话剧的摇篮”之美誉。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

1934年课纲

比如说教材

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

比如说多样化的教育格局

当时的中国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南开中学就是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当时的文化环境足以让私立学校生存并且发展，社会上对于私立学校也没有偏见，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时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得益于民国教育家的胸襟。

比如说不惜代价办教育

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只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同时，抗战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

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

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共有8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我国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

而自建国以来，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只有高行健一人，而且还是文学奖，自然科学奖一个也没有，当代教育是不是应该反思?

向民国教育学习是犯了“左”倾错误吗?窃以为，非也!

敢于承认一切优秀的精神遗产，不仅代表着“政治正确”，更代表着大胸襟与大气度，是成熟与自信的表现。

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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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路民国建筑群为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单位。

民主路民国建筑群

连云港市海州区民主路是一条具有百年历史的老街，有许多民国时期的老建筑，其中保存较完好的有民主中路79-87（单号）、88、93-103（单号）、98、131、155、154-182（双号）、219号。

在建筑上表现了中西合璧、土洋混杂的风格，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各种柱式本起源于西方古典建筑，而民主路上许多建筑也都表达了这一重要的西方建筑语言，且样式繁多。在屋顶处理上，也显示出西方的建筑特点；在门窗设计上拱形样式较为普通，金属窗饰的运用使得建筑具有西方的情调，大部分墙基为钻石墙体，使建筑物显得雄浑、坚固。另外在外阳台、室外楼梯、天窗、烟道的设计都表现有独到之处，这些手法运用大都源自西方建筑表现技法。

在这些建筑上又保留中国建筑中的一些传统表现手法，如有的建筑物中的天井、屋檐处的斗拱、厅堂、庭院等的设计显得古朴又有浓郁的乡情。民主路的老建筑对研究新浦的开埠和的现代建筑艺术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2010年被公布为连云港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

以各单体建筑外墙向四周各延伸5米。

建设控制地带：

以各单体建筑外墙向四周各延伸50米。

民国时期总统顺序为：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都担任过总统一职。中华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中国的国家名称和年号，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民国正式建立。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主政中国，北洋政府分崩离析后政局动荡不安，孙中山南下广州。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推动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行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统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全国性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以重庆为陪都。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国时期，朱湘的《海外送霓虹王》、徐志摩的《爱眉笔记》、鲁迅的《两地书》、沈从文的《湘行书简》都被称为民国四大情书。

《海外送霓虹王》讲述了朱湘1927年在美国留学的故事，1930年没拿到学位就回国了。在美国期间，他给妻子刘霓君写了90封情书，每封信都有编号。在这些情书中，他写的是谋生的艰辛，被钱困住的尴尬，更像是水的温柔，日常生活的关怀和劝诫，夫妻之间的体贴。读起来很温暖。

《爱眉笔记》是陆小曼为纪念徐志摩诞辰40周年而出版的，共约200页，主要是徐志摩1925年8月9日至31日在北京和同年9月5日至17日在上海的日记。此外，还有陆小曼1925年3月11日至7月11日的日记，只占整本书的四分之一，但重量并不轻。

《两地书》是鲁迅与景宋（徐广平）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的通信集。共收到135封信（其中鲁迅信67封半），由鲁迅编辑修改，分为三集。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初版。鲁迅生前有四个版本。

《湘行书简》是沈从文先生1934年新婚回乡亲路上写给妻子张兆和的大量书信集。沈从文生前没有公开发表过这些信件和信中的插图。1991年，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编辑成书，1995年5月由岳麓书社初版。这100多张卓雅摄影照片和沈从文先生的手绘插图，混排。是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系列之一。

相信集邮爱好者们都知道，中华民国时期发行的邮票，不仅集老、精、稀于一身，也是百年之久的文物邮票，至今存世量非常少，历史价值高。那么民国邮票值钱的有哪些？接下来来为大家讲解下吧。

我国在民国时期，陆续发行了各种邮票几百套，其中涌现了一些较为珍贵的邮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民国五大珍邮”：

《帆船叁分暂作贰分改值倒盖》

《宫门倒印牌坊》

《帆船肆分暂作叁分倒盖》

《孙中山像边饰倒印》

《歪头新省》

民国邮政1913年5月发行的伦敦版帆船邮票，全套19枚，市场参考价：7800元。

面值1/2分(即半分)的邮票是该套邮票中的第一枚，单枚新票市场参考价：200元，信销票根据品相市场参考价：20元至150元。

民国是我国的一个时期，按摩你们知道民国的婚宴是怎样的吗?跟现代有什么不同?下面是为大家准备的民国婚宴礼仪，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民国婚宴礼仪

放鞭炮、召客

放鞭炮俗称“打爆仗”，打爆仗是专职的。

男方给女方送礼，一进村，便要鸣三下鞭炮，以告对方，我等来了;随后女方也对以三下，以示我已在迎候了。临门前，男方又会鸣三下，表示问候：您好!女方立即鸣三下予以回礼：欢迎，欢迎!

发嫁妆，接新娘都要以三下鞭炮声宣告启程。进入村口时又鸣三下通知对方我们将至;迎接方立即予以三声欢迎。临门时，双方鞭炮齐鸣，“打过爆仗，闻过大相”同表庆贺。

宴席上催客，须每隔一段时间鸣三下爆仗，这样共鸣3次，犹如发令员对运动员发令“各就位———预备———开始!”一样。召客是鞭炮与催客人员双管齐下，召客人员必须要赶在第三次鞭炮声前登门请召三次，以示礼遇。

桌席摆放及席次大小

解放前，宴席常设在堂屋里(俗称“堂前间”)，宴席的桌子为方桌，坐8人，故也称“八仙桌”，倚堂屋的两侧从里向外依次排列，中间留出一条通道以便行堂上菜。凳为四尺长凳，每席4条。桌席的摆放一定要使桌板的缝道与堂前平行，即从堂屋里端伸向外端。(凡宴席的都得如此，祭祀则要将板缝横着)

席次有主次大小之分。朝向堂屋正面，左侧的一排为大，称大手(大首);右侧的一排为次，称小手(小首)。靠堂屋里端的为上，称“上横头”;靠外端的为下，称“下横头”。同是上横头的两席次，左侧为大，右侧次之;同是下横头的席次多不再分主次大小。

座次也有主次大小之分。大首的桌席左侧(倚板壁)的一方为大，称“大位”，其余座次按逆时针方向依次称上横头、小位、下横头;小首桌席右侧(倚板壁)的一方为大，称“大位”，其余称谓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上横头、小位、下横头。凡下横头座次的职责，位于内侧的负责斟酒，外侧的负责端菜。

摆设在廊檐下的桌席非客人就座，没有大小之分。

最易出差错的是桌席摆放的朝向，对一般人来说入席时都不会注意这个问题，(只会对“大位”这一细节要作推让)只有一些精明的小伙子才会入座时特意把头伸向桌下审视桌板方向是否出错。若摆错了方向，便会故意径自坐到不该坐的位置上，让众人心里直犯嘀咕。若主人来劝其让位时，他便会请主人把头伸下桌底看一下是谁有错。这时众人才恍然大悟，忙把桌子“拨乱反正”，主人还得向这位客人赔上不是。

坐席安排

女方新娘出嫁前的那一晚与男方新娘进门后的这一中午的宴席称“正厨”，其他的都谓“闲厨”(时间上西乡与东乡稍有差别，文中指的是西乡)。“正厨”的礼节十分讲究，“闲厨”则一切随便。繁琐的礼节中，首当其冲的是宾客的坐席如何安排，这是个很大的学问。

入席时，除堂屋最里端的两“上横头”桌席外，其余都是由里及外依次入席，妇女、小孩多坐在靠外端的几桌席。为什么靠里端的两桌席要除外呢?因为这两席对一般客人来说是“禁区”，不能不请自便，得让位于特殊的客人。所谓“特殊”客人指的是左排上横头的桌席，不管是男方的还是女方的，都是供尊亲、长者就坐，常称“娘舅桌”，因为其中的舅父得坐大位，也可说这大位是娘舅的专座。右排上横头的桌席是供特定的客人就座，这特定客人指的是若在女方的宴席上是媒人、长接、短接、伴姑，也称“媒人桌”，因为此刻媒人得坐大位;若在男方的，则指的是新娘与双方伴姑，又称“新妇桌”，因为是新娘要坐大位。

其余桌席的大位均由本桌客人推让出二位辈分较高或年纪较大的尊长就座。若有空余桌席则留在靠最外端的几席。

关于娘舅坐大位问题，这里还有更深奥的学问。

一、若有好几位舅父时，该怎么办?有好几位，通常的做法是由年长者享有，但也有由他们自相推让的。

二、若是娘舅与外公同赴一宴时，孰小孰大?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外公要让位于娘舅，因为外公以前已做过了娘舅。

三、若是娘舅与外公是达官贵人，是随乡入俗呢，还是遵循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伦理道德?要解答这道题，不妨请听民间一则故事。说是旧时有对父子，儿子是金华府的知府，父亲是兰溪县的知县，兰溪县是在金华府管辖之下，故当时有“小小金华府，大大兰溪县”之说。一天，父子俩同赴一婚宴。他俩的到来引起满堂客人的极大兴趣，他们等着要看看这对父子怎么入座。这时，只见年轻的知府脱下身上的官服不慌不忙地走向左侧上横头的桌席，把官服挂在大位的椅背上，自己则坐到上横头的座位上，把大位让给了父亲。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让满座皆惊，个个发出“啧啧”的称赞，从心底里佩服这位年轻知府的处事能力。正是有过这一高明的让座，故今之金华属地的东阳等地都以“上横头”这一座位为最大，而非倚板壁的“大位”为最大。

扛轿、吹唢呐的人不能坐入堂内桌席，只能在廊檐下就座。因为他们不是宾客，而是地位低微的佣人。这里再插一句，吹唢呐者多为剃头出身，所以，旧时剃头的人地位同样也是十分低微，被人瞧不起。据说当年城里有位某姓的剃头人，他的外甥做新郎了，他理所当然地去坐上了大位。谁知，座上的宾客都知道他的身份，看见他的到来都一一起身离开，最后只剩下他一人，让他十分难堪。

酒席中

先说上菜端盘的学问。上菜端盘者必须先将菜盘由下横头送到上横头，然后从上横头开始逐一向下横头“左右开弓”送上。

酒席上的菜肴以“八大碗”著称。“八大碗”又有“上四碗”、“下四碗”之分。“上四碗”是莲子、海参、鱼胶、猪肉;“下四碗”各地稍有差异，一般以泡鲞、大鱼、敲肉、豆腐为多;青菜绝筵。

“八大碗”的上菜顺序是第一、第二两碗必是莲子、海参。以“莲”与“连”、“参”与“孙”谐音寓意连子连孙;且莲子又必须是甜食，以示夫妻往后日子甜蜜。

有的家不甚富裕，为了节省也时有以扁豆代莲子，肉皮泡代鱼胶，香菇代敲肉，小鱼代大鱼等出现。

猪肉的用法是每人定量约今天的3两左右。这3两可切成3块，也可以连成一块。连成一块的称“翻碗肉”。凡酒席中舍不得吃的可用筷子拴上带回家。

泡鲞亦为定量，每人2块，多为煮着。

菜端上后不可随便开箸。同席中先由一人(多为较年长者)提起筷子向在座人发出邀请：“来!”其中特别要邀约坐在大位的老者，并请他先开箸。其时见到老者也将筷子伸向碗边请众人一起来，往往自己留待最后。这里要强调一点，小孩绝不可先开箸。

夹菜时，大家都得夹靠近自己一边的菜，不能将箸伸到别人的方位上，更不能在碗中上下不停翻动着东拣西挑。

夹上一箸吃后，又得将筷子放回桌上，不能老是拿着筷子瞪住碗里“虎视眈眈”。尔后，每夹一箸都得如此。

洗(斟)酒者须按大位、上横头、小位、下横头顺序，把自己留到最后。开饮时也由一人举杯向在座者提议同饮。

若与人碰杯，须将自己的酒杯置于对方酒杯之下。

待上了第四道菜，新郎新娘离席开始为宾客敬酒。敬酒时，新娘双手“把”着莲子壶在胸前上下挪动三下以示请客人喝酒，故也称“请酒”、“把酒”。

“下四碗”的吃法稍有随便。除了每碗的第一箸需同前面所说一样，往后几箸就不再需一齐同邀。

席毕，尤其是左右两排上横头的桌席，不可随便散席，一定要等到靠外边的“女人桌”散席后才可以宣告起身离席。

长接接人

这次娶亲的组成人员有长接、短接、伴姑、媒人，不多不少正好一桌8人。

长接一双。长接这次是身穿长衫，肩负重任，是这次娶亲是否能顺利进行的关键人物。因为他既要面对新娘提出的什么“上轿银”、“落轿银”、“门槛银”、“过桥包”等纠缠，还要应对一群小伙子们闹着要爆仗的围困，能高高兴兴、不伤和气这就全仗长接的能耐了。

短接一双。短接只是身穿短衫，手提火篮，肩挎松明、爆仗，且一路还得不时将松明藏着以回来候取燃点照明。对于长接之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伴姑一双。伴姑即女傧相，她们更不用说不关长接的事了，她们只是提着纱灯，位于轿前;回来时将纱灯用甘蔗拴上在轿前背着陪伴新娘。到了家里就宣告任务完成，将拴在纱灯上的甘蔗拿下背到自己家里便是。

媒人一双。媒人这次完全是一次礼节性的随同，不具实质意义。她们的任务从历次的说媒、相亲、定亲、送日子、送菜金直到发嫁妆等一路走来可说已经完成，走得也非常辛苦，所以有民谚云：“媒人双脚走两断，得到三斤猪肉腩。”这次净是享受了，要坐大位，女方也称此次酒席为“媒人酒”。正因为是礼节性的，所以有些“八字”欠佳的媒人就成了“忌媒”不能前往，需请人替代，俗称“代媒”。

随同长接等前行的还有抬轿、吹唢呐等若干人，但他们不计入宾客之列。

再回过头来说长接。“媒人酒”席毕，“媒人桌”被移师到“娘舅桌”。接下来，长接需过三道关。

第一道关：行堂(跑堂人员)讨要“添菜包”。凡遇此关，有经验的长接，早已买通厨师，会满口答应：应当应当，你们这么辛苦，待会我统一交给你们的厨师。

第二道关：准新娘奉茶。说是奉茶不如说是讨要“上轿银”、“落轿银”、“门槛银”、“过桥银”，长接会义不容辞地在盘中放上铜钿银，但不能太多，得留一手，因为新娘接过后还要求“加升”，随之，长接又立即应以“好，再加子加孙!”又在盘中再添上些钱。

第三道关：小伙子们讨要爆仗。这是一道难以应付的关口。在与小伙子们的周旋过程中，要做到既不损己方的利益，又要顾及对方的面子，这就需要长接有高超的处事应变能力与技巧了。

点心、用茶

什么情况下要用点心、用茶?怎样用点心用茶?用上后又意味着什么?这种种都有学问。

男方家向女方家送“小定头”、送“日子”、发嫁妆及娶亲的客人，女方家都得先奉上一杯桂圆茶，然后再敬上点心。点心均为浇头面，面是米面，浇头是用绿豆芽、豆腐条、油泡丝、猪肉丝、肉皮泡、冬笋丝等做成，每人一份。这是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接风洗尘，客人不必还礼。

此外，无论是男方家，还是女方家，在正厨前对客人都要用上一餐点心。对本村的客人因为他们礼已到而人未在，就要专程送上门;而且必须是每户两份，以示夫妻双全，即使是单身一人，也得如此。受礼这餐点心，也不需还礼，因为早已有礼在先了。

若男方或女方本人出面用上点心或茶，则另当别论了。

如娶亲时，新娘给长接等客人奉茶，长接必须代表男方家向新娘报以“上轿银”、“落轿银”、“门槛银”、“过桥包”等。

新娘给双方尊长、至亲奉茶，对方用毕须在盘内放上“茶钱”，也称“见面钱”。

娘家为女儿送来的“满月顿”(何谓“满月顿”待后面另谈)，其中的猪肉、米面、肉圆就是专为女儿给至亲烧点心而备的。这是以新娘的名义送的，所以受礼的一方需在将来新娘坐月子时必须要还以一碗“月里米面”。

由此可见，凡新娘送上的点心或茶，必须要回上一礼，除此之外只吃无妨。

银元这个东西，相信很多朋友们在影视剧中都有看到过了，这个就是历史上的普通家庭中一个月最基本的生活支出货币。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这一块银元的价值就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不上了。不过就是这小小的一块银元，在民国时期的一块大洋那可是很值钱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下民国时期的大洋到底值多少钱吧。

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民国时期的物价肯定跟今日的物价是没法比的，所以这个我们就应该通过史料的记载在对照当时日常生活用品等一些不同的因素来进行物价对比。对比之后再来计算一块大洋的购买能力。具体的我们可以先用一些物品的价格来进行比较计算，不过当然了，物价的高低也是会随着时间或是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在这里小编也就只能计算个大概的数值了。

首先我们现在看看当年上海的市场价，从大米、猪肉、蔗糖、棉布等一些生活用品入手。在1872年期间，上海市场上的大米单价是每石2.7银元，所谓一石指的就是10斗，大约也就是160斤，约合差不多180市斤左右。因此得出当时的大米价格大约在1.5分银元的样子。时间到了1901年，米价已经上涨了，涨到了2.2分银元一斤。当时的一块大洋就价值70元。又到了1911年，在接下来的10年期间，米价进入了一段时间的稳定期，一斤米大概3.4分钱，而当时的一个大洋是可以买到30斤的上好大米的。

在那一段时间里，一块大洋是能够买到8斤猪肉的，一斤大约是1角2分钱左右。若是用一块大洋拿去买不料，是可以买到10尺棉布的，一市尺一角钱。当年的白糖是一斤6分钱，油的价格会偏高一些，一斤8分钱。盐是最便宜的，一斤估计还不到2分钱。也就是说一块大洋折合成现在人民币的话大约在45元左右。

到了1920年到1925年期间，上海市场上的米价大概是一市石9.5银元，一斤大概是5分钱的样子，当时的一个大洋可以购买到18斤大米。一个大洋能够买到7斤左右的猪肉，面部只能买到8尺。其他的什么白糖、油、盐等都有所上涨。这个时候一块大洋的购买力度已经开始缩水了，折合现在人民币的话大约是在35-40块钱的样子。

再继续往后的十年时间里，上海的米价还在上涨，一市石已经需要10银元左右了，一市斤大约6分钱，一块大洋只能购买16斤的大米了，买猪肉也变少了，大概只能购买到4-5斤的猪肉。同样的棉布也减少了，只能买到6尺了。白糖、植物油等等继续价格上涨。到了这个时候，一个样的这个人民币的话大约也就30-35块钱了。

当然了小编前面也提到了一个大洋的购买力度，这地域的不同肯定也会有不同的情况。上海当年的物价要比北平要高一些，高出比例值大约在15%的样子。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说到过：大概是华北地区的每块大洋相当于上海价值的一倍以上，这里是以收入计算的。

在30年代的时候，一块大洋在北平价值还是很不错的，豪迈的来一顿羊肉火锅那是绝对够了的。但是到了上海却只能吃两人份的西餐一次。对于那些没事就喜欢在公园里面瞎晃悠的贵妇们来说，这一块大洋基本上是一张各种公园的月卡待遇了。大半个月在公园里瞎晃悠是绝对没问题的。若是想要看什么演出的话，就只能买10张入场卷左右。

当时报童们卖的报纸，一块大洋就能预定一整个月的量了，而且还是送报上门。书籍话的可以购买到一本较厚的书，或是两本较薄的书籍。当时鲁迅先生的《呐喊》售价就是7角钱。在清末民初的时候，5个大洋是可以买到一头非常健硕强壮的大水牛的，这可是耕地利器。

在清末民初时间，一个银元可以购买到一担米，不过到了民国后期就只能买到一担谷子了，想要加工成米的话，还要加价。按照等价交换来看的话，后来因为一个银元大约是0.8两，而当时的一两银子大约是现在的100元人民币，按照当年的规定，银元是有着“火耗”损失的，所以要看成一两银子。因此当时的一块银元大概是现在250元人民币左右。这些可不是胡编乱造出来的，这都是当年相关部门有过详细规定的。

灵位除了拿当年的生活用品作为参考标准之外，我们还可以用当年发放的薪水来进行参考。就比如说鲁迅先生在民国初年期间，在北师当教授，月薪300块大洋，也就是说是目前的3万人名币打底。这对于现在大多数的工作群体来说，可是高薪待遇了。那个时候的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只有5-10个大洋，即便是做为云南总督的蔡锷也就只有65个大洋，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在我国宋朝时期，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度差不多就是咱们现在一张红色毛爷爷的购买力度。换算一下，得出以下结论：在民国初年，一块大洋相当于250元人民币，到了民国后期基本上就只能当100元使用了。

虽说最终小编会告诉大家当年的银元对换成如今货币相当于是100-250元左右，但是小编还是建议在这个基础上再乘以2-3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计算的时候是没有考虑到恩格尔系数差距的，恩格尔系数在25%-75%的差距下，食品的重要性就会更加凸显，因为原始数据是拿着事物进行折算出来的。

民国政府第十一兵工厂烟溪旧址位于安化县烟溪镇双烟村。烟溪镇“十一兵工厂”的前身是位于河南巩县孝义镇的“军政部兵工署孝义兵工厂”。河南巩县孝义兵工厂与辽宁沈阳奉天兵工厂、浙江杭州上海兵工厂、湖北汉阳兵工厂并称为民国时期“四大兵工厂”。1937年7月，因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孝义兵工厂因连遭日军飞机与重炮大规模轰炸而被迫南迁，途中迁至安化县烟溪镇。烟溪镇兵工厂共设五个分厂：一分厂为动力厂，二分厂为机枪机修厂，三分厂为火工厂，四分厂为炮弹厂，五分厂为步枪厂。

双烟村：双烟村。

左所大街228号民国建筑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左所大街228号民国建筑位于浦口区泰山街道东门左所大街228号，时代为清末-民国初。

左所大街228号民国建筑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泰山街道：泰山街道位于南京长江大桥北端，与南京主城一江之隔，一桥相连，是江北的桥头堡，面积4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万余人，流动人口5万余人，辖14个社区。新浦口区成立以来，泰山街道主动融入沿江大开发和南京跨江发展战略之中，围绕城市化主题，实施整建制拆迁，从03年起，六年来完成拆迁2万户，拆迁面积260万平方米，5万农业人口全部安置转为居民。经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