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0大渣男（汇集20篇）

民国于１９１２年元月正式建立，１９３６年是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正是中国外忧内患时期，发生大事情有：西安事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五五宪法》颁布、鲁迅去世、七君子事件。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将蒋介石软禁在西安，要求他联合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这次事变不仅震惊了国内外，也导致了中国国民党内部的重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一直试图与共产党合作，但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最终没有达成真正的统一战线。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也是１９３６年的一大亮点。这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府推行的一项振兴经济的运动。经过几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并取得一定成就。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微妙的问题。例如，政府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的关注有限，导致农村地区的发展滞后，造成城乡差距的进一步加大。

１９３６年，《五五宪法》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宪法，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和界定。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微妙之处。宪法中规定了民主、平等、自由的原则，但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这些理念并没有得到充分实践。宪法给予公民的权利与现实存在差距，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民主进程中的某种尴尬。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巨擘，鲁迅对于２０世纪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他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思想和主张。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接受他的观点，鲁迅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他的去世不仅是一个文化巨星的离世，也象征着那个时代的一种终结。

１９３６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局势逐渐加剧，国共两党建立了抵抗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内部纷争也开始浮出水面。七君子事件是指国共两党中吴稚晖、李济深、陶铸等人因为意见不合，从抗日前线返回国民党内，导致党内团结受到影响。这个事件揭示了两党在合作中存在的矛盾和分歧，也对国共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绥靖司令部营房旧址为嘉兴市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绥靖司令部营房旧址位于嘉兴市南湖区建设街道紫阳社区荣军医院子城垣内。民国三年（1914），子城垣内建筑被改建为浙军第二十一团营房，俗称“西大营”。1937年，日军占领嘉兴，“西大营”毁于炮火。1938年，伪国民政府在此建“绥靖司令部”，大小营房20多幢，均为日式建筑，现保存四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此驻扎军队，复称“西大营”，后国民党裁军，蒋经国为笼络复员军人，将此处改建为青年中学，继续训练青年军。西北侧两间二层楼房（现荣军医院住院部1号、2号楼），为日军占领嘉兴时建；东南侧两间平房（靠南1间29号楼现为理发店，靠东1间27号楼现为伤残军人宿舍），为日军投降后建。总建筑占地面积3831.5平方米，均为砖混结构，屋顶为硬山顶，墙体为青砖砌筑。其中29号楼还保留有一排取暖用壁炉烟囱。这批营房见证了抗日战争及嘉兴各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是日军侵华的有力物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2010年公布为嘉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信息来源：嘉兴市文保所

紫阳社区：建设街道紫阳社区位于嘉兴市中心，是集商贸，金融，医疗，居住为一体的开放式老社区。东至建国路，南至环城河，西至禾兴路，北至中山路，社区占地面积为0.7平方公里，社区居民住户2621户，总人口8384人，其中外来人口2308人。在册党员308人，下设8个支部，其中一个两新青春支部，居民小组28个，60以上1594人，80岁以上320人，辖区共建单位12家，有74。

民国时期，因为没有对号入座制度，很多兵痞、流氓，他们上车往往大腿一横，一个人占了一排座，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要实现对号入座，最起码得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乘客数目不能超过座位数目太多。民国铁路设施极差，三等车通常人满为患。有时候车辆不够用，还经常开行“四等车”，这其实就是棚车，压根没座，更无号可对;二是有精确的车票管理系统，这一点要到计算机时代才能实现;三是列车铺号、座号要固定。

但民国的列车今天可能挂两节卧铺车，明天就可能挂五节。车辆的内部构造也不一样，今天挂的车有100个座位，明天挂的车可能只有80个座位。连标准、固定的编号都无法做到，对号入座更是空中楼阁。

那时的头等、二等车也可以预定卧铺和座位。但是预定之后，直到上车之前，都无法知道铺号和座号。预定只是保证你上车有位子，而不是给你一张写有铺号座号的票。这与对号入座不是一回事。而且预定是要花手续费的。

有民国铁道部的官员到德国考察，他看到了德国火车订票的方法：“长途旅客客车座位可预先指定，先定可得较好位置……编为号码，其座位标以纸签，以后按号索座，不致争扰，此项手续费只取半马。”(胡克明《欧游日记》)可见，德国“对号入座”也是通过预定实现的，也收取手续费。德国比民国先进就先进在可以预先知道座位号。

总之，民国铁路客票的特点是：售票一律“无座”，上车拼命抢座，订座要额外花钱。这种制度下，“座位”并不是必需品，而是一种特殊享受，需要多花钱才能得到。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早期车票史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岩前民国建筑群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岩前民国建筑群位于常山县新昌乡，年代为民国。

2017年1月1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七批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新昌乡：新昌乡位于常山县城东北，乡政府驻地在新昌，距县城20.5公里，东连芙蓉乡，南接芳村镇，西和东鲁毗邻，北与开化县交界。区域面积68.06平方公里。下辖20个行政村，81个自然村，3772户，13983人。常年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雨量丰沛。年平均气温16.5----17.1度，年降雨量1730---1830毫米。全乡地处山地丘陵，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点。

民国国会议场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民国国会议场(旧址)在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57号。清宣统二年（1910年），在明清两朝养象房旧地设谘议机关———资政院。辛亥革命后改为国会议场。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院在西，众议院在东。参议院设在清末法律学堂内，今为新华社印刷厂。众议院院址在原资政院，就是现在的新华社大院内。

北洋政府0后，国会驻地改为北平大学法学院，抗日战争期间，日寇改为新民学院，1946年到1949年年初为北京大学第四院使用。华北大学由石家庄迁至北京，这里遂成为华北大学三部所在地，后又改为新华通讯社社址。

时过境迁，民国北京国会的旧建筑有些已经无存了，只留下旧国会的圆楼和红楼等建筑。在新华社后院里有民国国会议场，当时为参众两院开会之地，现作为新华社大礼堂使用。议场坐北朝南，为砖木结构，建筑形式简单但是庄严肃穆。

在红楼的西侧是著名的国会圆楼，圆楼是当时国会的办公楼，2层为北洋政府总统和议长开会的地方。圆楼的名字有些“名不副实”，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圆楼必是外形是圆形的楼房建筑，但是这座圆楼外形可不是圆形的，而是方的。它叫了圆楼名是因其主楼呈椭圆形而得名。议场北面是两座红楼，分为南北两栋，因外墙廊柱皆为红色而得名，为国会办公用房，也有说是议员们的宿舍。

民国国会议场(旧址)在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57号。1911年建，是国会开会和办公的场所。现存有国会礼堂，建筑面积约2100平方米。礼堂北面是国会力、公室，东侧是国会图书馆。因国会在此，当年这里的胡同称作国会街。旧址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信息来源：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1900年，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刺杀事件，这是中国革命志士进行的最早的一次英勇斗争。在这次暗杀行动中，由史坚如所策划的刺杀清两广总督德寿的行动，成为了此次事件的关键。

史坚如是广州人，他是一个有追求的年轻人，关心中国的历史和未来。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时期，中国经历了巨变，清政府的混乱和民族矛盾的加剧，激发了史坚如改变旧中国的革命欲望。

在1899年，史坚如加入了兴中会。1900年，兴中会领袖孙中山在香港秘密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决定派人发动起义。邓荫楠和史坚如到广州策划起义，同时暗杀清朝官员。

由于起义事宜推迟，同时又遭到了泄密，惠州起义时间提前。为了减轻邓世良在惠州的压力，史坚如提议暗杀清廷在广州的三位军政大臣。经过一番侦查和策划，史坚如决定亲自负责刺杀两广总督德寿。

10月27日晚上，史坚如引爆了炸弹，但因为导火索因为潮湿而灭了，炸弹并没有引爆，30日凌晨，史坚如又重新弄了一条导火索，炸弹被引爆，但德寿幸免于难。29日清晨，广州都在传德寿没死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史坚如只好先去香港避避风头。

而不幸的是，由于史坚如的叔父告密，他在赶往码头的路上被清朝的官员抓捕。史坚如被抓后，虽然被严刑拷打，但他没有出卖一个革命党人。1900年11月9日，史坚如不幸就义，留下了革命的荣誉与悲壮的英名。

此次刺杀事件虽然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但它却是我国革命斗争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史坚如等革命志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我国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他们英勇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之上。

民国是从1912年开始的。

民国又称中华民国，其位于亚洲东部、东部濒临太平洋，是以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中国的国家名称和年号，是由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政权。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

中华民国的建立不同于之前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孙中山先生说“民国”和“共和国”的本质是一致的。他认为应该创造性地学习西方，要避免欧美诸国的弊端，还表明中华民国政府的设立，完全是为了代表全国各族人民一同管理国家，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而在国号之中以“民”字直接表示和强调了民权。

开封盛泉民国纸币博物馆是我市一家以收藏展示民国钱币为主的非国有博物馆，2017年3月经河南省文物局批准成立。民国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时期，时局动荡。民国时期，纸币发行中的无政府状态相当明显。当时国家银行，商业、特种银行，外国、中外合办银行，官银号和省、市银行，乃至不少店铺商号均可发行纸币。吴钟煌指出：“清以前，钞券散漫，固无制度可言。即民国成立，亦无确定之制度。”仅民国时期所发行的官方纸币就达3000 种以上，发行纸币的种类有军用票、关金券、金元券、银元券、铜元券、法币、商业银行与特种银行票，及各省地方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券等很多种。民国时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重大变革时期，该时期独特的金融制度变迁、变革经历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对当代金融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地址：开封市北门大街177号

在我国民国时期涌现出了很多非常厉害的武术家，就比如说霍元甲、尚云翔、叶问等人。这些人靠着神乎其神的武艺折服了很多人新，而在民间也流传着许多他们行侠仗义之举。今天不得不提到一位无数高手孙禄堂，有着天下第一手、活猴等称号!

有关孙禄堂“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的说法流传很广泛，无论何门何派何人，也鲜见有对这一说法提出抗议和异见的。孙禄堂一生行走江湖，与人比武无数，从无一败。据相关资料披露，孙禄堂与俄国、日本、英国的拳术高手都对抗过，而且是全胜记录。

孙禄堂

孙禄堂出生于河北顺平。

河北历来有着“武术之乡”的美誉，保定和沧州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孙禄堂就是出生在顺平的一个贫苦家庭家里十分困难，孙禄堂从小没有念过书，七岁父亲因为没钱治病而去世了，只能和妈妈一起艰难的生活下去，为了保护自己和母亲不受欺负，有着一把子力气的孙禄堂选择了“从武”的道路。他先是去当地一个比较有名气姓吴的武术家学习启蒙打基础，过了两年以后由于家中实在快没饭吃了，所以一边打工一边练习拳法，在他12岁的时候母亲又因为得了重病没钱医治去世，至此孙禄堂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武术之乡

无牵无挂的孙禄堂在好心人的援助下去了武术之乡的保定，在这孙禄堂学会了“内家形意拳”，学成之后去了北京投奔名师学习了著名的“八卦拳”然后游历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拜访当地的武术名家切磋技艺，这样一来孙禄堂的功力在同龄人里是提升最快的。

才25岁的孙禄堂只身一人去了东北这片黑土地上，遇到了当时的东北总督的赏识，在他身边待了2年以后回到了北京，机缘巧合的学习了“太极拳”这下三种最厉害的拳法都被孙禄堂一人学会精髓了。

德艺双馨

在家中闭关了10年左右的孙禄堂用形意拳的“义”八卦拳的“形”和太极拳的“神”作为融合，赌场独创一种新的拳法“孙氏太极拳”又过了10年把这种拳法彻底贯通，不过当时中国在被外敌窥视，孙禄堂已经到了晚年时期，还是为了祖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孙禄堂不仅武功登峰造极，而且道德修养极高，多次扶危济灾，救乡民于水火。1919年，完县一带大旱，孙倾其家资散钱于乡农，不取本息。而周济武林同道之事更不胜枚举。时人评曰：“孙之忠义之心肝胆相照非常人可比。”

他在南京成立了武术馆，把自己会的东西全部教给大家，在外强挑衅之际，孙禄堂先生力挫他国挑战者，为我们国家长了威风和志气。

孙先生一辈子都在致力于传统拳法的保护和开发，加上自己的理解融汇一起，把传统武术发扬下去，留给我们的后世子孙。

得益于影视剧的渲染，现代人眼中的民国时期都是莺歌燕舞的。要是在上海，那更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只要敢打敢拼，就可以在大上海滩站稳脚跟，并且成为时代的新秀。那个时代的人们，似乎过着一种自由、富足，而且又充满了情调的生活。

以至于国内有很大一部分人，甚至于都在怀念那个年代，认为那时候的社会整体气氛是不压抑的，而底层的民众也可以在相对自由的流动中，获得一线生机。这种渲染乍听起来，非常有吸引力，可惜，真实的民国却从来不是这个样子。

真实的民国，本就面临着生产力低下和社会结构急需变革的死局，可偏偏又多年战乱，导致社会整体的结构性改革难以推进。民不聊生的同时，即便那些富商大贾也有可能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华北地区连热水都喝不上

说民国之前，不妨把历史的时针稍微往前拨动一下，回到英国大使马嘎尔尼来华访问的18世纪。英国大使沿着白河水向北京进发，沿途供给他们的食品很丰富，但马嘎尔尼在船上发现了一个细节——腐烂的食物以及死去的鸡鸭肉，被丢弃到河里的时候，沿河岸的百姓会冒着淹死的风险，来捞取这些腐败的食物。

彼时正值乾隆晚年，清帝国还在做着万邦来朝的美梦，根本没有睁眼看世界。而马嘎尔尼通过这趟中国之旅也断定，清政府的强大不过是徒有其表，而其国内的百姓，则完全挣扎在生存线水平上下，完全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马嘎尔尼的这个论断是准确的，半个多世纪后，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了中国的腹地。一个在华北地区旅行的传教士记载：当地的百姓都居住在低矮的土坯房内，吃的食物也都粗劣不堪。这是清朝末年外国人，对中国基层百姓生活的真实见证。

而整个华北地区，即便是在清朝灭亡之后，百姓的生活依旧延续了此前的那种艰苦状态。甚至于到了20世纪30年代，基层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有所下降。1932年的《景县志》记载：当地的农民哪怕是在丰收之年，也只能吃到小米和玉米这样的粗粮。

具体来说，农民早饭和晚饭只能喝粥，午饭的时候吃一顿咸菜。虽然农民也种植小麦，但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情况下，才吃面条。如果碰上歉收之年，农民只能吃棒子面、高粱米和糠。至于说肉食，农民想都不敢想。

而且平时农民为了省下柴火，都不舍得喝热水，都是喝凉水。只有在家里来了客人的情况下，才会拿出茶和酒来招待客人。只有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主家里，日常才能吃到白面，也能吃一两道热菜。

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相当普遍，即便是在天津，彼时这种大都市的市郊地区，农民也都以粗粮为主。而且在每年春夏等天长的季节吃两顿饭，冬天这种天短的季节为了省粮食，人们只能吃两顿饭。

在大多数地区，小麦被农民看成是奢侈品，大米更是见都没见过。农民只在麦收结束后吃一点白面条，然后把麦子储存起来，以便在困难的时期，卖掉换粗粮或者是换钱。

这就是民国时期，北方农民日常饮食的真实写照。由于生产力不高，再加上连年征战所加收的各种苛捐杂税，彼时农民的生活是最苦的，甚至于连糊口都不够。

更不好说，北方的黄河流域，还时常决堤，而旱灾也时常发生。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保守估计，饿死200万人。以至于在20世纪文明的世界，还能再次见到人吃人和狗吃人，这种惨绝人寰的情形。

即便在相对富庶的南方地区，由于军阀间的频繁混战，农民想要安定的生活，也全部是没有保障的。

现代人都学过鲁迅的《故乡》，虽然那是一篇虚构的小说，但背景就是鲁迅的家乡江浙地区。然而透过鲁迅的描写，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彼时最富裕的江浙地区，底层农民的生活也异常艰难，只有像赵老太爷这样的阶层，他们的生活才不受影响和干扰。

识字率太低，普遍文盲

不得不说，鲁迅是去日本留过学的，而在民国时期，能出国留学的人凤毛麟角。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所熟悉的诸多大师，民国年间似乎有很多，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种那个年代，知识文化水平普遍很高的感觉，可事实上，这种感觉是错误和偏差的。

现代书本中，也涌现过民国时期的各种文化大师，然而在那个年代，其中大部分都是家族生活相对较好的。鲁迅虽然家道中落，但是他的父辈和祖父辈都做过小官，所以还能供养得起他出国读书。而像徐志摩、胡适这样的家庭，他们的家世背景就更好了。

但除此之外，全国绝大部分的群体，都是像老舍笔下《骆驼祥子》这样不识字的劳动阶层。他们本身就出生在贫困的家庭，不要说读书，就连糊口谋生都是难事。这些人，才构成了民国绝大部分的群体。

其中一部分人留在农村苦苦坚持，一些在农村破了产的农民，或者是遭受天灾，或者是因为战乱，他们便会跋山涉水地去逃荒。北方地区像山东的农民，会闯关东，或是到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大都市去谋生。而黄淮地区的农民，大部分都涌向了富裕的上海。

这些流落到城市的农民，由于不识字，大部分也只能从事拉车、苦力、佣人、店伙计等之类的工作。没有保障，没有依靠，能够混到出人头地的，凤毛麟角。就像老舍笔下的祥子，原本他想着能够依靠自己拉车而成为车老板，但残酷的现实，最终击碎了祥子的梦想。

一项刚刚解放后的统计数据显示，民国年间，全社会的识字率只有10%，最多不超过20%，其余8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试想在识字率不多的群体中，最终又有多少人，能够出国留学呢？

在一个愚昧横行的时代，又如何去推动生产结构的提升，如何又能进一步的，去提升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

所以毫不客气地说，民国年间确实有像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发展得比较好的城市，但和国内绝大多数地区比起来，这些发展较好的城市，仅仅是一座座文明的孤岛。

而大片的国土都还是黑暗的文明真空地带，在这些地区，大众又时常遭受战乱、自然灾害、瘟疫等诸多灾难的冲击，试问，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能好起来吗？

上海，民国的文明孤岛

现时代的民国影视剧，动辄就把故事的背景放到上海，灯火酒绿再加上各国列强的营建，看起来彼时的上海确实发展不错。然而，上海的繁华和富裕，跟底层百姓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富裕，仅仅是权贵阶层的富裕。

何况，即便是这种富裕，随着战争的持续推进，这座唯一的文明之所也承受不住。由于战乱不断，彼时全国的财政赤字很快就冲破了200万亿大关，为了缓解赤字带来的巨大压力，政府只能发行大量的纸币，如此一来，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

最终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连上海都承受不住这种负担了。而这些，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民国时期著名人物的记载中，看到一些端倪。他们的工资水平在不断下降，但是物价的水平却水涨船高。

恶性的通货膨胀，首先从上海开始出现，政府发行的纸币真的变成了一张废纸，民众带着大捆的钞票，甚至于连一盒火柴都买不了。而有钱的阶层，都开始用黄金、美元以及银元来结算。为了稳定上海的局势，蒋经国决心到上海去打虎。

可惜雷声大雨点小，最终发现最大的老虎，就是宋家和自己家。经济结构的整体倒退，使得从上到下，都无心进行真正的改革，最终，那些有钱有势的家族，都只是趁着这个混乱的时代攫取财富，根本不顾及百姓的死活。

所以到了民国中后期，不但底层百姓的生活异常艰难，即便是一些中小型的企业主，也都被逼迫地纷纷破产。最终闹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民众也亲手把蒋家王朝，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上海这座民国时期的文明孤岛，最终也在经济的恶性通胀之下，彻底破产了。

农民只能吃粗粮喝凉水，城市居民的收入持续贬值，中小企业主始终被破产的阴影所笼罩，试问一个遍地文盲，医疗条件差、死亡率高、战乱不断、政治黑暗腐败、土匪恶霸横行的民国，又有多少人会喜欢呢？

而没有感受到社会艰难的人，甚至于还能感到岁月静好，那在民国时期，一定是被劳苦大众要打倒的群体。

民国纪念币介绍

民国开国纪念币是一种银质纪念币，发行于1912至1927年。正面刻孙中山半身像，上源为“中华民国XX年”，背面为嘉禾图围绕“壹圆”二字，有民国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及陵墓‘地球、无年号、嘉禾等版。民国开国纪念币壹圆/孙像孙小头直径39毫米，厚2.5毫米，重26.95克，整体完好，图文清晰。孙小头，这种纪念币有两个版本：（分别是在1912年和1927年铸造）1927年版的“孙小头”：如果背面印有两个五角星，称为“上五角星”，如果背面印有两个六角星，称为“上六角星”。

民国纪念币价格是多少？

一枚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壹圆价格：155万，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价格：162万，开国纪念币价格：372.80万，1912年黎元洪像戴帽开价格：182万，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壹圆价格：293.50万。

民国十五年1926孙中山像中华民国十五年壹圆价格：30万元，中华民国十八年孙中山侧面像壹圆价格：80万元，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孙中山侧面像背二帆船太阳三鸟低飞银币价格：100万元。

1930年1月1日，元旦节，湖南《大公报》头版。

1930年，湖南遭遇了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1月30日，大年初一，湖南《大公报》照常出报，看不到一点春节的痕迹。只有第6版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写着当天各机关照常上班。春节不放假，元旦放7天，这让上班族头痛的假期，也造成了民国时候元旦才是“春运”的真实图景。

但由于民国不发达的交通网络，回家成为一桩十分困难的事，让人不禁有天天春运之感。

1934年1月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担任报刊副刊编辑的沈从文因为母亲的病，选择回家。那是他到北京之后第一次回湘西，一路上，他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汽车、乘轮船、坐轿子，把近代古代的交通工具都用了个遍，花了近半个月才到家。与现在让人“神伤”的春运相比，民国时期的春运则更加惊心动魄。那时候的故乡，在人们眼中，不仅仅是魂牵梦系的归宿，更是人在囧途。

春节不放假

元旦放假，不少人赶回家过“元旦”

公元1930年1月30日，农历1930年正月初一，湖南省政府机关公务员收到一项命令：各机关本日照常办公。

过年还在办公，并非因为事儿多，是“为提倡国历起见”，而且其他地方的机关，也没有决定放假。(湖南《大公报》1930年1月30日)

这则命令将春节称为“废历元旦”，“废历”就是阴历、农历，“国历”就是阳历、公历。后者在民国建立之初就获政府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1月1日又再次下令：全国使用公历，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旧历年国民政府各机关禁止放假过年，年假只在元旦时放，意图辞“旧”迎“新”。

所以国民政府公务员春节不放假。学生也是如此，1931年，国民政府《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规定，各级学校寒假固定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一时间段很难保证春节期间放寒假。公务员与学生如要回家过“团圆年”，大多选择在元旦。

1929年12月14日，教师冰心决定回家“过年”，看望患病的母亲，此时是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但离元旦只有半个多月，由于农历大年初一要上班，赶在元旦节前回家，顺便度假就成为首选。相比之下，一心趋新的鲁迅更早地养成了过公历年的习惯，他在1934年农历正月初二时，写了一篇《过年》，其中提到自己不过旧历年已有二十三年了。

有意思的是，整个民国时期，新历元旦始终尚未深入普罗民众的人心。1947年《世纪评论》对此形容道：“大都市的民众在"国历"一月一日虽然要虚应故事，在大门外挂起青天白日的国旗，在大门上贴一副春联，而大门以内却若无其事，照常生活。一到"农历"的腊月，小康之家从二十三日送灶起便忙碌起来，一直到正月十五夜元宵以后……两两相形，冷暖顿见。”民俗最终打败了政令。

买票也很难

要“拼上性命”才能买到车票

在民国，要回家的人们，如果在长沙火车站坐火车，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排售票窗口前，有几个窗口人流稀少，另外几个窗口，一等售票窗口打开，大伙便一拥而上，你推我挤，乱作一团。

相较于现在的“春运”，那时的客流量是小巫见大巫，但买张票难度不亚于现在，可说是天天“春运”，梁实秋曾经形容，“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虞。”这跟铁路售票制度有关，1936年，国民政府铁道部颁布《中华民国铁路客车运输通则》，把旅客客车车厢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各等级火车票颜色分别以红色、白色、蓝色印制，不同等级的车厢，舒适度、待遇、价格，均有差别。

差别由来已久，早在1912年，湖南粤汉铁路公司制定了长株铁路客票票价表，就把票分做三六九等：头等为二等的二倍，二等为三等的二倍，头等与三等之间差距甚大。1935年，衡山人刘揆一坐火车回家，他看到，在武汉到长沙路段的头等车厢空无一人，“就是二等车厢，我也是独霸一整个房间。”(《湖南大公报·回湘纪程》1935)大多数人坐的仍是三等车厢。

能抢到三等票就意味着能够坐上火车，当时铁路没有预售制度，规定大站在开车前2小时、小站开车前l小时售票，开车前5分钟停止发售。买票都得排队，回家的人们要想抢一张便宜的“三等票”，时间、耐力和拼搏精神缺一不可。郁达夫就曾经吃了个大亏，1923年，他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找到了一个人很少的窗口买了张票，“我还是上那靠近大门的窗口去买罢!这里买票的人正少得很!”正自鸣得意，结果发现居然是一张二等座，把接下来的膳宿费都一次性报销了。(1923年《还乡记》)

1937年抗战爆发，坐上火车回家，更是成为了一件“低概率”事件，胡风曾经讲述，“现在上海是水陆交通完全断绝，除了军事运输以外，昨天沪杭车还通，不过挤得要命，又在车站上等几天都挤不上车子的。”除了陆路，水路也买票不易，长江轮船在1937年船价涨了两三倍，“而且还买不到手，非提前一星期预定不可。”(《胡风家书》)

晚点是常态

陈光甫晚了28小时才到武汉，吴宓长沙苦等一夜

买到了票，归乡的人们不一定能准时搭上火车，也不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火车晚点惊人。1931年，银行家陈光甫乘车从郑州到武汉，车足足晚了28个小时才到达武汉。见识过欧美先进列车技术的他，在日记里大发牢骚：“特别快车而迟刻如此，为世界所罕闻，我国铁路无过人之点，独腐败甲于天下，噫!”

民国《铁路客运通则》说，“行车时刻，铁路应以力求准确为主;但因事故，不能担保稍无迟缓”，火车晚点、误车被官民上下默认为常态。

晚点频现一大原因是秩序混乱，因为民国铁路不实行对号入座，为了抢座位，大家一窝蜂地往车厢里挤，由于没有排队检票程序，上车极为费时，加上此后上百站的抢位”大战，一趟车下来，晚点“28小时”，并非罕事。

民国铁路的基础设施极为脆弱，偶发的事故，也能导致列车晚点或停发。湖南《大公报》的一则《株萍铁路又出轨》报道：1933年12月28日，株萍铁路因为有人放了几块石头在铁轨上，导致机车全部出轨，压坏枕木百余根，钢轨七根，损失达6万余元，因为损失巨大，不易修复，途经的列车只好改道。回看12月20日的湖南《大公报》，发现长沙到武汉的铁路路段也有出轨的新闻，标题中也有“又出轨”字样，可见铁路出事率较高，记者感叹：“似此亦为路政前途之不景气云。”

因为晚点太过频繁，行车时刻表成为废纸一张，也由此滋生了“看车”服务，不少旅馆都会派人专门在火车站盯防，避免客人在火车站傻等。

但在非常时期，“傻等”成为唯一选择。1937年12月1日，吴宓携行李冒雨到长沙火车站乘车到南岳文学院，原本在当晚11时可以乘上的火车，到第二天凌晨5点还不见踪影，苦等一夜。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中间兵车开过数列，伤兵滋闹，且欲殴站长。此一夜，宓等疲惫已极，且威风凛冽，实不能耐。于是宓主张回归圣经学院。人员复归本校后，挤在教室里待至天明，各自散去。”直到12月6日，他才挤上了奔赴南岳衡山的火车。

归途多坎坷

坐完火车，沈从文坐了7天船、2天轿子才回家

坐上了火车，也不一定到家了。民国时期，大多数人的老家仍在乡村。要回家，还得坐船、坐汽车，乃至乘轿子。

比如沈从文，他到北京之后的第一次回乡，就备受颠沛之苦。那是1934年1月7日，因为母亲病重，沈从文决定回家探母。他从北平坐火车到了长沙，转车去常德、到桃源，此间花去5天，再往前便没有公路了，他从桃源坐船到浦市后，在船上呆了7天，到家还得走陆路，他就又坐了2天的轿子才到凤凰，期间花去近半个月的时间。

漫长的路途中，他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讲述沿途过程。在信里，沈从文多次表达了对于路途遥远的不满，“我有点点不快乐处，便是路上恐怕太久了点，听船上人说至少得四天方可到辰州，或许还得九天方到家。”“每一桨下去，我皆希望它去得远一点，每一蒿撑去，我皆希望它走得快一点。”

除了路途遥远，一路上也是风险颇多，“中间小船在滩上歪了一下……”“又遭遇大滩了，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若果浪把我卷去，我也得有个伴!”因为路上耽搁时间太长，沈从文不得不推迟回北平，在信里他也还叮嘱张兆和为其请假。

身在北平的沈从文后来给大哥写信解释自己不回家的原因时说，回家要花很多钱，而且回家之后未必能够回到北平。

田汉回湘的归途同样无比艰难。1924年，田汉妻子在沪染病，他决定送她回故乡，费了三个多月，才从上海赶到了长沙，途中到汉口时，他只剩下了一元，经朋友帮忙才回到湖南。

那时候的故乡，在他们眼中，似乎不仅是魂牵梦系的归宿，更是人在囧途。

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句口号叫做科技兴国，教育强国，说的是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可以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加的强大。当时的鲁迅就是一个代表，最开始的鲁迅是一个医生，后来因为实在看不下去了，弃医从文，要用笔杆子来拯救中华民族。孙中山先生也是非常崇尚大力推行教育的。那么，小编就很疑惑，当时民国国立那么弱是怎么兴办教育的呢?具体的就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教育乃千秋之大业，民国办教育的很多做法都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

比如说教育法规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毛泽东就是在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

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明细，兹列举几条：“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等等。

比如说教育经费

《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业内人士可以对照60年前的这个标准算今天的账，看看有没有差距。

比如说教师待遇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

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今人望尘莫及，汗颜不已。

比如说教育理念

民国以来，中学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

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为“教育立人”创造了载体，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

值得一提的是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因此有“话剧的摇篮”之美誉。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

1934年课纲

比如说教材

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

比如说多样化的教育格局

当时的中国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南开中学就是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当时的文化环境足以让私立学校生存并且发展，社会上对于私立学校也没有偏见，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时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得益于民国教育家的胸襟。

比如说不惜代价办教育

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只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同时，抗战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

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

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共有8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我国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

而自建国以来，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只有高行健一人，而且还是文学奖，自然科学奖一个也没有，当代教育是不是应该反思?

向民国教育学习是犯了“左”倾错误吗?窃以为，非也!

敢于承认一切优秀的精神遗产，不仅代表着“政治正确”，更代表着大胸襟与大气度，是成熟与自信的表现。

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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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路11号民国小洋楼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百花洲街道渊明北路社区上水路11号，坐标为北纬28°4104.6"，东经115°5311.7"，海拔40米。北靠赣江，南有东湖、南湖和北湖，西面与抚河相邻。西有胜利路象山北路，东有南湖路，南有民德路，北有建德观街。西邻市第一医院，东靠八一公园，北面有象山宾馆，南面是洪都中医院。

建于20世纪40年代，坐北朝南，面宽19.5米，进深16米，占地面积约为210平方米，两层，砖木结构，青砖外墙，坡顶，磨砂地砖，前厅水磨石楼梯，后厅为木楼梯，屋内有大量精美雕花。

信息来源：区文广新旅局

渊明北路社区：渊明北路社区。

九龙岗民国建筑群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九龙岗民国建筑群位于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镇淮南村，包括淮南矿业所办公楼、“天地玄黄宇宙”建筑群两个点，分别隶属于淮南矿业集团和淮南东方医院集团。该建筑群为20世纪二十年代末，国民政府为开采九龙岗矿而初建，主要用作办公场所和管理人员居住。1938年，日军侵占淮南时，占用此建筑群并略加改建，使该建筑群又成为日军掠夺淮南煤炭资源的历史见证。

2011年6月淮南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淮南市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6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

淮南矿业所办公楼始建于1930年，为国民政府淮南煤矿局办公楼。1938年日军侵占淮南煤矿，1939年该楼成为日商炭矿株式会社办公楼，1945年日本投降后，淮南煤矿收归国民政府所有，成为淮南煤矿局办公场所。该楼为二层砖混水泥结构的楼房，平顶，民国建筑风格，坐东南向西北。平面呈不规则形状，西北向通长18.55米，东南向通长25.1米；通进深14.63米，占地面积319.34平方米，建筑面积638.68平方米，总面积1700平方米（含院内建筑）。

“天地玄黄宇宙”建筑群，位于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镇淮南村。始建于民国27（1936年）至民国28年（1937年），为宋子文控股的煤炭公司所建造的机关职员宿舍。1938年日军侵占九龙岗以后，日商的炭矿株式会社占用，做该会社职员宿舍。1945年，日本投降后，成为淮南煤矿局高级职员的住所。解放以后，九龙岗煤矿将它分给职工，作为工房。该建筑群现存单体建筑23幢，依次排列在公路的东向、南向和北向，根据居住人的不同等级，有着明显的面积、设施等方面的差别，其建筑面积由高向低逐渐变小，配套设施亦同之相应变化。住宅由高级至低级，渐次为天、地、玄、黄、宇、宙共六个档次，由不同级别职员居住。

未来活动开展及使用计划：《九龙岗民国建筑群保护规划》于2015年通过安徽省文物局评审，该规划以九龙岗民国建筑群为中心，将周边的同时期工业及建筑遗存（包括淮南铁路局办公楼、原铁路局职工住宅、9号井等），进行统一保护、统一利用；通过点、线、面的连接与呼应，计划最终形成民国风情小镇的氛围。根据规划，对淮南矿业所办公楼、“天、地、玄、黄、宇、宙”建筑群按“修旧如旧”的文物维修原则进行维修、复原，分2—3期完成。下一步，淮南市文物保护局将配合产权单位积极向省、市申请维修保护经费，分期进行维修保护并加以利用。一期维修“天、地、玄、黄、宇、宙”建筑群中的4幢房屋，恢复其原貌，增添必要的生活设施，对环境进行整治，打造旅游休闲场所的样板工程，将文物保护和合理利用有机结合，带动当地及周边的旅游业、文化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说到黄清沅其实这个人也是挺有意思的，话说他好像真的挺给力的，话说他被誉为是民国时期的川北土皇帝，但是他其实还是一位土匪了，那么有的人要问了，这个人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下面就跟随小编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吧!

民国时期川北土皇帝黄清沅，其家族是标准的土豪劣绅，把持一方，贩卖烟土，拉帮结派，炫耀武力，欺凌底层民众。

土匪黄清沅家族在当地根深蒂固，虽然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财富，但是有文化真可怕，坏起来没深浅，加上平日为富不仁，劣迹斑斑，最终被历史所抛弃。

1、家族往事

自清代中期开始，黄氏宗族在川北梓潼县重华场一带，世代经营百多年，逐步成为数一数二的大家族。虽然少有族人做大官，基本上是低功名出身，但是借助身份功名，危害一方却是足够了。

民国时期，秩序混乱，军阀割据斗争不休，地方治理成为空白期，天高皇帝远，黄氏家族开启了土匪化进程，美丽的川北蒙上了暴力的阴霾。

2、父子同恶

黄清沅的父亲黄德斋，清末秀才出身，民国初年当上了梓潼县的参议员，却是一个十足的败家子。起初，黄德斋联合晚清四川的地方衙门，虽然不学无术，但是包揽诉讼，善于欺压乡民。这个时候，日子勉强过得去，是真正的黄老爷。

但是，由于他吃喝嫖赌，肆意挥霍，还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祖上留传下来的60多亩田地，为抽烟卖了40多亩，家产很快就成了镜花水月。老百姓骂他为骚土地，烂秀才。

3、纵横川北

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黄德斋的四个儿子都是狠角色，趁乱而起。

老大黄清沅、老二黄庸如、老三黄复初、老四黄燎如，依靠家族势力，联合地方袍哥，拜袍哥大爷敬俊卿为师，继续占据地方资源，发展自己的势力，被称为“黄门四虎”。民间俗称，

黄门四虎，虎虎吃人，躲过初一躲不过初二。

尤其是老大黄清沅，有勇有谋，心狠手辣，做事果断，八面玲珑，很快成为周边数一数二的大哥，枪法也是一绝。

4、欺压民众

黄清沅纠集了一帮亡命之徒，给予一点好处，替自己卖命，利用江油、梓潼、剑阁交界处的重华作为老巢，榜上大土匪谢宴富，呼风唤雨，很快纵横周边200余里，没人敢惹。

黄清沅不满足于蜗居家乡，逐步的扩展范围。在1940年代，一度活跃于江油、彰明、平武、青川、梓潼、旺苍、剑阁、广元八个县城，号称“八县联军”，拥有2000多支枪，百姓敢怒不敢言，生怕引火上身，黄清沅成了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不仅如此，黄清沅长袖善舞，在国民党以匪治匪的政策下，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地方剿匪督练长。自此，黄清沅组成国民党官僚、土豪、土匪、哥老会合一的封建势力，杀人越货，敲诈剥削，民众无不“谈虎色变”。

据一些人回忆，他们的行为极其恶劣和霸道，老四黄燎如人称“脚猪子”，仗着哥哥的势力，甚至要求当地未婚女子的“初夜权”，可以说是罪大恶极。

5、走向末路

1911年，大清的真皇帝都不得不下台了，更何况一个所谓土皇帝。最终，这一难缠的恶霸势力得到了应有的惩罚。1951年初，黄清沅在江油雁门坝一带被活捉。

大概4月份，在黄清沅的老家重华镇麻柳树河坝，他被公审后处决。这一带其他的大小股土匪也基本被清剿，川北地区终于回归到安宁承平和美好生活之中，民众一片欢呼。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为国家AA级旅游景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38号，距离市中心约0.8公里，是研究、展示韩国独立运动史的专题型博物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在中国长期坚持反日独立运动的-政府。1919年4月成立于上海，3月迁来重庆，为二战时在中国境内惟一的外国-政府。该馆现馆址，是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时期的最高权利机构所在地，占地约13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770平方米，五幢复原陈列楼房，以砖木为主要建材，在保留原建筑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按原貌恢复了当年韩国临时政府办公遗址风貌。馆内现有陈列展厅284平方米，复原陈列房间21间，陈列实物468件，文物资料150件。

韩国临时政府是一个在中国长期坚持反日独立运动的-政府。1919年4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并制定了《大韩民国临时章程》。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长期在中国艰苦从事着反日独立斗争的朝鲜革命者认为，"朝鲜民族空前绝后的独立更生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在中国全民抗战的感召下，为了实现朝鲜独立的目标，他们纷纷投身于中国的抗战事业之中。韩国临时政府也在镇江恢复了公开的活动。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韩国临时政府派驻重庆的代表和部分家属，于1938年春到达重庆。1939年2月，韩国临时政府主要领导人金九等抵达重庆。次月，临时政府领导机构的全体成员从镇江，经长沙、广州、柳州等地辗转到达重庆远郊的綦江县沱湾镇，于1940年9月，又移住巴县土桥乡屏都镇。韩国临时政府在屏都住了长达四年之久，除租用部分办公用房外，还自己修建了礼堂和宿舍。

由于屏都离市中心较远，韩国临时政府极感工作不便，便在市中区七星岗莲花池街租了一处行馆(现为莲花池38号)，稍加修建后，于1945年初迁往该处办公，直到临时政府离开重庆。该处行馆为四幢楼房，有防空设备。

以韩国临时政府迁渝为标志，重庆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朝鲜-志士从事反日独立运动的中心，他们认为："中国的抗战首都--重庆，是目前我们朝鲜独立运动的政治中心，因为在这里有临时政府、光复军司令部以及各党派的最高领导机关。"抗战期间，先后在重庆活动过的有10余个朝鲜党派团体。由于有一个公开而安全的环境，并得到国民政府多方面的支持，韩国临时政府在这里从事了大量的重要活动：朝鲜各党派合作的局面初步形成，韩国光复军的正式组建，争取国际承认的重大努力等等。这些活动成为朝鲜反日独立运动和中朝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9月9日，在汉城总督府举行了日本投降仪式。10月下旬，陪都各界纷纷举行各种仪式，欢送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11月5日上午9时，韩国临时政府部长以上人员及秘书侍卫29人分乘两架专机离开重庆，经上海回国。为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起飞前发表了《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称："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借拨政舍，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

位于莲花池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已于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也是韩国光复50周年之际，辟为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常年吸引着许多韩国人来此瞻仰，成为中韩友谊的历史见证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2000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以中华民国纪元，1912为民国元年。民国纪年是中华民国的国家纪年方式，由中华民国政府规范颁布，表记时称作中华民国××年，简称民国××年、民××。这种纪年方式以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元年，与公元纪年相差1911年，月、日、置闰则同公历。依照民国纪年制定的历法又称国历。

民国元年即1912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推翻了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五色旗为国旗。

经过了多年的苦心经营，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羞羞答答地在清庭与南方革命党之间讨价还价，终于是如愿以偿的在北京就任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我们都知道，袁世凯早年是以小站练兵起家的，所以一上台首要做的就是抓军队。那么当他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全国兵力是怎样的呢?

据《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记载，当时全国约为30多个师及50多个旅，含地方巡防营等地方部队，一共大约有120万兵力。

这其中袁世凯的北洋嫡系部队以及依附于袁的(如张勋的辫子军)部队占了一半以上，主要根据地在江北的直、皖、鲁等地区。

其实袁世凯有生之年都没有完成全国的统一，此进南方的革命势力还拥有10多万军队，以及七八个省的地盘。

袁世凯一向将军事实力作为政治斗争的后盾，一上台便调整军事机构，安插亲信，以达到掌握和控制军队的目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开启了一个“所谓民选，实为兵选”的“民主”政治新时代。

1912年9月15日，袁世凯对陆军编制进行了大调整，“改镇为师”，即将原来的镇(长官称统制)、协(协统)、标(标统)、巡防营(管带)、队(队官)、排、棚，改为师、旅、团、营、连、排、班，随后公布的《陆军平时编制条例》规定：陆军一师由步兵两旅，骑、炮兵各一团、及工、辎兵各一营组成;步兵每旅辖二团，每团辖三营(每营四个连)并加一个机关枪连。

骑兵团分甲乙两种，甲种团辖四连，乙种团辖三连;炮兵团辖三营，每营辖三连，每连有大炮六尊。

整编后由原北洋军九个镇及清禁卫军(改编为第十六师)、江北陆军十三协等编成共十二个师。

除这十二个师外，湖北、浙江、江苏的地方部队也在北洋系的控制之下，其它如定武军、安武军、毅军都未在上述编制之内，但由北洋旁系张勋、倪嗣冲、姜桂题等人统领。

根据陆军部的统计资料，整编后在册的全国军队数量约为96万人(安徽、江苏等省份都有兵员的裁减)。

其中直隶最多，为101464人，热河最少，为5955人。

从此，师长成为掌军的实权职位，如果连师长(或统制)都没当过，那成为北洋时期呼风唤雨的“大帅”啊什么的机遇基本为零了。

1915年，袁世凯通过让各省将军来京“述职”的方式，试探他们对帝制的看法，其中就包括两个师长：27师师长张作霖和第2师师长王占元，这两位自然是师长里的佼佼者。

吴佩孚当年驻军衡阳，和南方暗通款曲，通电主和，气吞南北，不仅令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就是直系首领冯国璋、曹锟，也不得不被牵着鼻子走。

为什么，吴虽说只是一个小小师长，但军纪严整，战斗力强，又是在南北双方作战的前沿，实在是不容小觑。

因此在整个北洋时期，很多军阀做了省长、督军甚至更大的官儿，但仍旧兼某主力师师长，实在是因为对军队的掌控，关乎自己身家性命。

试问哪一个军阀，不是爱兵如命呢?

在民国时期的中国，首都的地点选定在了南京。而在那个时代正式西方文化逐渐开始影响中国的时候，于是在南京街头开始陆续的出现了许多西式建筑特点，更有融合了中式和西式建筑风格的建筑出现，这是了解近代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1、西方折衷主义建筑风格

折衷主义建筑风格是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在欧美国家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是把过去各种知名的建筑风格混用在一座建筑物中。因古典式或哥特式的旧形式较严谨，与新的生活要求之间产生矛盾，只好另找出路。折衷主义建筑师任意模仿历史上各种建筑风格，或自由组合各种建筑形式，通常不讲求固定的法式而讲求比例均衡，注重纯形式美。

2、民国时期的折衷主义建筑风格

近代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还是比较全面的，它既有纯西式的，也有富于中国传统风格特色的，也有中西合璧的，从而形成南京今天这样的一个城市特色，就是具有强烈的折衷和包容的胸怀。

南京近代建筑风格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四类

第一类是西方折衷主义和西方古典式，有的如西洋宫殿式建筑。国立中央大学（现东南大学）的孟芳图书馆（建于1924年），外观采用标准的罗马爱奥尼柱式构图，造型十分严谨，符合西方古典建筑形制，是南京最优秀的西方古典建筑实例。灰色的建筑与中央大学浓郁的学术氛围相融合，掩隐在高大的梧桐树下，史显沉稳与古典。

第二类是西方现代派建筑，如北京西路的华东饭店内的AB大楼，简洁抽象的集合体组合成舒展有序，起伏变化的形体，表面平整，加上通长的水平带长窗，形成虚实对比强烈的立体效果，使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派建筑之一。

第三类是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如南京博物院，金陵女子大学等一批建筑，采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技术模仿古代建筑，致力于建造既符合现代功能的需要，又能表现中国传统风貌的建筑。

最后一类称之为新民族式建筑，这类建筑一般采用现代建筑的平面组合与体型构图，并多采用钢筋混凝土平屋顶，但在檐口，墙面，门窗及入口部分则重点施以中国传统构件装饰，并辅以适当的传统花纹图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国民政府外交大楼，国立美术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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